辽宁省高院藏民上诉案辩护人意见之二

关于一审认定臧建飞捅伤孙国安存在重大疑点的意见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鉴于贵院审理的臧民上诉案件由于贵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致使本辩护人不能有效履行当庭辩护职责，也鉴于人命关天，辩护人仍然不得不指出本案存在的所有重大疑点。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孙国安重伤一案存在重大疑点，各被告人供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物证鉴字（2008）6230号物证检验报告》的鉴定结论也不能相互印证，孙国安重伤一案依据目前的证据材料根本不能定案。辩护人确信这是一起冤案。

一、本案中，董晓明、孙国安、臧建飞对于是谁捅伤孙国安各执一词，本案仅仅依据言辞证据不能定案。

1、董晓明在2007年侦查、审理过程中明确说明是自己用同一把刀先把孙国安捅伤，后把廖小龙捅死（2007年4月21日公安机关侦查询问笔录；2007年11月14日朝阳市中院董晓明案庭审笔录；2007年11月30日辽宁省朝阳市中院对董晓明询问笔录）。之后，董晓明被朝阳市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其没有上诉，也没有申诉。

2、孙国安2007年先后多次供述是董晓明把自己捅伤（2007年4月18日公安机关对孙国安询问笔录，孙国安供述捅伤自己的那个人“头戴一顶鸭舌帽”（本案中只有董晓明戴阿迪达斯鸭舌帽）；2007年11月30日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国安询问笔录：“实事求是是董晓明捅得我”）

3、2008年后，在辽宁省公安厅11.13专案组讯问笔录中，董晓明翻供，只承认自己杀死了廖小龙，并供述是臧建飞捅伤孙国安。（2008年12月13日辽宁省公安厅11.13专案组对董晓明的讯问笔录中，董晓明明确供述：正准备上车时，臧建飞就用刀扎了孙国安两下，扎在腹部了）

4、2008年12月12日，在辽宁省公安厅11.13专案组讯问笔录中，孙国安供述“我看见臧建飞、董晓明手里一人拿一把刀……臧建飞照我肚子上扎了两刀，关上车门他们跑了”

5、在2009年12月9日本案一审的庭审中，董晓明翻供，当庭供述：“我没有看到（臧建飞用刀扎孙国安）”。

6、在2012年6月18日辽宁省高院的二审中，董晓明与一审供述一致。

二、结合以上言辞证据，辩护人认为，关于捅伤孙国安的言辞证据并不能达到相互印证的目的，相反，上述言辞证据相互矛盾。

三、在言辞证据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本案关于作案工具血迹鉴定具有重要价值。辩护人认为，即使排除臧建飞、董晓明之外的第三人捅伤孙国安的情况下，按照上述前后矛盾的言辞证据，孙国安被捅伤的凶手，不是董晓明就是臧建飞。假设是董晓明凶手，其使用的匕首上就有可能有廖小龙、孙国安两种血迹；假如臧建飞是凶手，则董晓明匕首上应当只有廖小龙的一种血迹，臧建飞匕首上应当只有孙国安的一种血迹。

物证检验应当能够证明其中之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2009年2月16日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物证鉴字（2008）6230号物证检验报告》中，对于本案的关键作案工具送检材料2（折叠刀一把）的STR分型为混合型，未获得3号样品（拆开的折叠刀一把）的STR 分型。辩护人认为，这极有可能说明，是董晓明用一把匕首刺伤廖小龙、孙国安二人，因此其使用的匕首上才出现STR分型为混合型；本案中臧建飞没有捅伤孙国安，匕首上当然无法检测出人血。

我们也注意到，锦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2011年6月1日出具说明一份，声称“经咨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物证鉴字（2008）6230号物证检验报告》鉴定书鉴定人刘志芳，送检2号折叠刀检出混合分型DNA,不是5、6、7、8、9号血液样本的DNA，故未在鉴定书结论中体现”。对此，辩护人认为，一是，锦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无权出具该说明，其无权代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解释物证检验报告，该说明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本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二是，该情况说明试图证明如此重要的内容，但该内容恰恰应当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所应当鉴定的核心内容，也是本案的关键物证分析报告，其必须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以书面鉴定结论的形式作出。

综上，结合本案有关被告人陈述，本辩护人认为各被告人陈述相互矛盾，各被告人自身在各个时期的陈述也自相矛盾；各被告人陈述与公安部物证检验报告也不能吻合，辩护人认为本案确系疑点重大，根本不能定案。

上述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此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藏民辩护人：李金星律师

二0一二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