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才认为，出现如此高比例的匿名举报，一方面反映出举报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则显露出举报人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

立法保障举报人权利鼓励反腐

“群众举报是加强监督、遏制腐败、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但是，当前我国对举报人的保护在立法领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疏漏。”罗守梁说。

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邹平学在参加“中国2010年检察举报论坛”时也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尽管我国对公民举报权的保护，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其他法规中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行政执法部门也都制定有各自相关的举报保护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1年就制订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但它毕竟只是检察系统的内部规定，不是国家法律，而且许多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疏，可操作性差，实践效果有限”。

邹平学说：“总的来看，现在还没有在法律层面明确国家应当向举报人承担何种责任，没有明确举报人和受理举报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没有突出以保护举报人权利为原则的系统的制度和程序建设，有关规定或失之于原则和抽象，或失之于分散和凌乱，不利于保护举报人的权利和鼓励人民群众与腐败行为做斗争的积极性。”

他说，应强化国家承担保障公民举报权的宪制责任，加快“举报法”的立法进程。

他建议，以“举报法”为保障公民举报权利的基干法，制定完善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并把保护举报人权利作为举报法律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在明确举报人的权利范围、受理举报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完善举报程序制度、建立与举报权利保护有关的保密制度、举报人安全保障制度、举报人受益制度、举报人权利救济制度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和制度创新，以构建完备的公民举报权保护体系。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