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庄案以“伪证罪”、“妨碍作证罪”起诉，可否认为此事已尘埃落定？

　　张：只能说是在意料之中。中国官场的运作规律在起着支配作用，只能如是，不然怎么了结？

　　记者：前景如何？

　　张：不想推测。李庄被捕一周迅即起诉，倘以博弈喻之，是步快棋，只是布局有欠周密，“将军”急切，弄得不好又说不定是步矢棋。一是难说证据已经足够，再者似乎没有全面结合相关法律的精神过细考虑。是否也能“快判”，取决于法庭之上的另一轮博弈。

　　记者：哪些法律精神没考虑到？

　　张：重庆的“专案组”方面有那么多专家护航，何用我班门弄斧？不过智者千虑，请容我从另一个角度提个醒。

　　人们记得，12日，李庄电告法院：“经组织决定，我们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撤出，不再担任辩护人，请转告有关方面”。（见《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一句话：不干了，我们撤！这是李庄的意思表示，又是他所属事务所的组织决定，是一种郑重的法律行为。我们可以不必考虑事务所的决定是否妥帖合理，这里最关重要的是：即使警方前此对李庄的指控统统合法有据，罪名成立，人家决定“撤出”，“不再”干了，这正符合“中止”的刑法规定，而“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刑法第24条2款）如何免除，各案互异，不能一概而论，更不一定都能不经程序不受审理，但依据立法主旨，不必施以强制措施应无疑义。还有什么必要得信当晚就来捕人，急如星火，跟着又从快起诉？更何况李庄是否有罪尚在未定之天，谈不上“免除”！看来是非“办”不可，成竹在胸了。

　　记者：您认为警方考虑的重点在哪里？

　　张：这不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愿意斗胆度一次“君子之腹”。我猜测，决心整治李庄，意在“一石三鸟”。首先是灭李庄气焰。我不认识李庄，以前也没听说过。从现有材料中，他容易给人以轻狂、高傲，有时目中无人、往往不识大体的印象，总之诸多讨嫌。警方如断为“嚣张”，或非空穴来风。

　　其次是杀杀李庄“背景”的威风。警方认为，李庄之所以敢于“伪证”，“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庄之流有恃无恐的关系背景”，指的正是“在京城也颇有‘背景’”的康达事务所，（所引均见14日文章《律师造假门》）您不是有“背景”么？我这里大权在握，请君试之。

　　再就是打打“像赶场一样云集重庆”（见上引14日文）的北京律师的气势。重庆打黑涉及犯罪嫌疑人数百之众，家属来京聘请律师，抵渝介入诉讼者至今总共8人，惊呼“云集”，近似艺术夸张；指为“赶场”，情同人格贬损。要害是把北京律师“云集”的目的限定于“获得高额回报”和“寻找施行‘潜规则’的机会”，从中觅得“驱散”口实。

　　可是，“高额回报”是否取之有道，要看是否违规。至于潜规则之说，不知何所指。潜规则也是“规则”，各方都应“施行”。这是潜规则定义的规定性内涵。律师行业何时有了“潜规则”，而且还成了“司法腐败的支撑点”，见不得人；我无知，只能沉默。唯警方不满之情在此溢于言表，自然不妨挂角一“将”，顺势而已；杀一儆百，何乐不为？

　　记者：那篇文章，对律师作用的估量与评价都低。

　　张：律师而今14万之众，不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应当如何评价，允许乐山乐水，更会仁智互见。但似乎不应当因某一或某些律师违了规、犯了法，就由是降低律师的整体作用进而削弱乃至否定律师制度。您看14日某报那篇长文，以《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为题，在结尾处先公示资料，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胜诉比例仅占5%，然后突发奇问：“面对（95%败诉的）当事人巨大诉讼投入，有多少律师会对当事人说‘对不起’？”跟着得出结论：“律师的尴尬行为和滥用潜规则，（给当事人造成‘第二次伤害’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承受，公信力弱化由政法机关来承受……潜规则冲击着党和政府形象，让党和政府埋单！”

　　好锋利！果如此，律师真的是罪孽深重依法当诛了。不过真把那组胜败比例的数据考察明白，问题也就清澈见底了。姑且不论律师执业中的胜负难定准则，没有标尺，文章所说的95%与5%，似乎惊人，其实它回避了一个重要前提，即在诉讼中法院判决无一例外的100%正确，还得确保一二两审的结论绝对一致，常年一贯！此理易明，无须分析。30年来，年年有冤假错案平反，包括错杀，律师略有劳绩，不敢称功；只是应计入5%呢，还是95%？其间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该由谁来道声“对不起”？谁来“埋单”，从而力挽日趋弱化的“公信力”？公布这组数据，本意在证明中国律师制度的无效无用，酷打在律师身上；可转念一想，它又反映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严重缺失，岂不又痛在法官心上！这，应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我说了观点，可依然觉得这种讨论过于沉重，特别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无端地牵扯出与“个案”无关的事体，远离了主题。因此我想，对诉讼来说，就事论事，一石一鸟岂不甚好？

　　记者：您认为现有证据能不能坐实起诉的罪名？

　　张：李庄案发，一家大报先发了那篇“核心调查”，明指律师造假，隔日又发了7篇专项报道。综合八文论据，大致有三：一、李庄面授龚某五招“翻身秘术”，内含“谎称被刑讯逼供，否认以前口供”。二、“到法院提出了一系列杜撰的问题”，包括被告人被刑讯逼供。三、李庄要龚某在开庭时“以伤情鉴定为由”，配合其扰乱庭审秩序。至于证据，除龚某检举外，被告人的“辩解”是注定不在其内的，有法律规定也不作数。于是另举了律师马晓军和吴家友二人的证言。谨对此说点浅见–

　　总起来看，论据、证据都指向“谎称”刑讯逼供。

　　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的“有、无”之争往往并不尖锐却都极其复杂。攻者说“有”，辩者说“拿证据来！”法庭态度尽人皆知，数不尽的裁判文书都堪作证，不讲也罢。

　　然而作为律师，对于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愚以为不可不争，即使是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被判决驳斥。这应是律师执业的“底线”。

　　具体到李案，到底是不是“谎称”，有没有“杜撰”，必须对案情做具体分析。人们不会不注意，上述大报长文即那篇以“律师造假门”为题的“调查报告”中曾说：李庄让龚某“在开庭时以伤情鉴定为由配合其扰乱庭审秩序”。问题焦点显现了：既有“伤情”之议，必有伤痕在身。那么，“伤”在何处？谁人所致？程度如何？怎样了结？如果这不是另一场“躲猫猫”，该不该问？律师知“伤”而生“情”，要求鉴定，应属尽职尽责，依法办事，何干“杜撰”？不能称“谎”。无论鉴定结论怎样落笔，律师的做法都无可指责。试看那么多那么严重的刑讯逼供，连被押的在职警官（例如云南的杜培武，受刑惨重，死去活来，险遭冤杀）都难幸免，主管、主事、主要责任人，谁站出来认过错？中央屡禁而不止，难道不该鼓励律师们在这方面尽忠职守多加把劲？大家联手，齐心协力，杀住刑讯这种歪风，终止这般恶行，标明社会在进步，该有多好！

　　眼下争议的情况极易查明：一经法医查验，有、无之说自然会有是非之判。人们拭目以待。

　　两份律师的证言当然重要。

　　马证：李庄说过要搞“伤情鉴定”，而未涉及其他。证的是律师之间探讨诉讼技巧、包括应对审讯的手段与策略，非关“谎称”。

　　吴证：李庄曾要他找警察出具确有刑讯逼供的假证，被断然拒绝，此后再未提及。权且认定吴证属实（未经质证，不知李庄有无分辨），也只能推断李庄曾有“犯意”，并无行为，更不可能有损害结果：构不成已经付诸实现的“谎称”即“伪证”，扯不上罪。

　　应加着重说明：这里研究的是“犯罪构成”，不涉及主体的职业道德、思想品质、工作风格。后者事关重大，资讯太少，应另行专题讨论。

　　记者：想听听您对媒体在李庄事件中的报道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

　　张：您出了难题。

　　律师与媒体的关系，前曾屡屡表达意见，无非是梦想两军合流，共谋“监督”大局，此外已无新意。联系实际，而今出现了复杂情势，一时还不便展开讨论，当下只说说围绕李案报道而生出的一些想法与看法。

　　重头文章是一家大报的那篇“核心调查”，题为《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仿佛是记者的采访结晶；但从风格、语气、文路直到观念、观点，官味颇浓，官话挺足：究竟是谁的调查，纵称“独家”，也不能排除疑问。

　　紧跟着，隔了一天，又连发七篇专项报道。与上文不同，时间、地点、主体、对象以及关涉的内容，无不清清楚楚，真的是记者采访。唯在不经意中流露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情况：她们的采访成果源于当地官员恩准的“特权”，实实在在是独家独有！“原来如此！……”

如此这般，还能畅所应言忠实履行舆论的监督职能么？

　　记者：报社记者实地采访，会有什么特权？

　　张：理论上没有，实际上享有。她们硬是开创了记者在“刑事侦查阶段”可以采访在押人员的先例。对比律师依法会见那么艰难，就能测出此例的分量，“特”在哪里！我担心设如各地今后群起效尤，要不热闹才怪。

　　记者：她们明说已经“办了法律手续”，难道还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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