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河北保定公安的官微发布一则警情通报：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当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近几天的微信朋友圈，满屏都是孙大午。经过南方周末、财新、红星新闻、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一个有性格、有情怀并有些乌托邦理想但不懂“潜规则”、“得罪了不少人”的农民企业家形象跃然纸上。这些报道和评论，似乎都在以各种不同方式为孙大午鸣不平。

慕公君同孙大午素无交集，也是从媒体报道中知道一些讯息。从法治上讲，任何人犯罪都应受法律追究，哪怕他先前做过再大的贡献，再有情怀，也概莫能外。因此，对于当地警方认为孙大午等涉嫌犯罪，依法立案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慕公君表示尊重和理解。

当然，该案既然已经成为一起有影响的公共事件，办案机关的一举一动自然要接受公众评判，当地有关部门有责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适度地披露一些基本案情，而不能让公众“猜谜语”。例如本案因何而起未披露，坊间就猜测，或与其帮助村里同某国营农场之间土地纠纷出头有关；又例如对涉案人员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也未披露，坊间就猜测，可能是刑事拘留，更可能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再比如，《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借孙大午所在公司知情人士的话透露，“集团对公账户被冻结，食堂连买菜做午饭的支出都没有了”，“集团与各个子公司的人力资源、财务处，都已被警方控制”，“当地政府已成立工作组进驻该公司”。这究竟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警方和当地政府的做法或涉嫌滥用职权。

因为当地警方公布的涉嫌罪名有两个，寻衅滋事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按照刑法规定，它们只是纯自然人犯罪，单位不是这两罪的犯罪主体。哪怕孙大午和公司多人参与寻衅滋事和破坏非法经营，也只能对参与的自然人予以立案追究和采取相关措施，对孙大午的集团公司及其各子公司出手，则缺乏法律依据。尤其是，自然人犯罪于政府何干，当地政府为何派出工作组进驻接管公司，不能语焉不详。

我们知道，公司是独立的的市场主体，它具有组织独立、财产独立和责任独立的特点。从法律上说，大午集团及其28个子公司既是孙大午的，也不是孙大午的。说它们是孙大午的，只是说它们是孙大午创办的，孙大午按照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享有管理权；在孙大午个人对外巨额负债，其他财产不够偿还时，可执行他在公司中的股份用于还债，仅此而已。我们说这些公司也不是孙大午的，是说它们被孙大午创办出来后，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例如孙大午也不能擅自动用公司财产，若他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财产占为己有，也是可以按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的。

也就是说，公司是法律拟制的人，即“法人”，它独立于创立它们的“自然人”，对公司采取法律手段和措施，那得看公司本身是否违法和犯罪，而不能认为“孙大午犯了事，就可以对他的公司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他们连体的”。实践中，有些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集资诈骗罪等经济犯罪，公司负责人和其他高管被抓，公司的财产也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性措施，那没有问题，因为公司自身是犯罪主体。本案不是这种情形，本案是纯自然人犯罪。这就是本案中“孙大午动得，孙大午的公司动不得”的基本法理。

现在新冠疫情下，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社会就业压力空前，不少地方政府都在采取决断措施扩大就业。而大午集团和它的20多个子公司，就涉及职工9000多人，这在当地不是一个小数目。若因为它的负责人等涉嫌两个并不太重的罪种，就央及整个集团公司，不仅师出无名，更会让当地经济和人员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尤其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保护民营企业的大背景下，因一起公司负责人等自然人涉嫌犯罪的案件，政府即对其民营公司整体接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此，慕公君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回应：若报道不实，请尽快澄清；若报道属实，也请尽快纠正或说明正当理由。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中国法治国际论坛”时指出：“建设一带一路需要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中国愿意在这方面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源头国，保定更是总书记“发展雄安新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区域，其法治营商环境如何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而该地区发生的重大影响案件的办理水平，更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期待当地有关部门在办理孙大午案件上体现较高的法治素养。

本文作者：刘昌松，来源于公众号： 慕公法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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