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辩护律师只能“帮助”法官，不让法官“失望”，那么必然让当事人失望，让法律失望。

据《东方早报》报道，贵州黎庆洪涉嫌黑社会犯罪案，在1月10日庭审的1小时之内，先后有3名律师被“驱逐”出法庭，有9名律师遭到数十次法官的训诫；12日开庭时，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也被“驱逐”，因情绪激动而当庭晕倒抢救。

法官“驱逐”律师虽是个案，却折射出刑事审判的普遍性问题——如何切实保障律师辩护权？

此前贵阳中院一审判决黎庆洪有罪，但省高法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增加了新指控罪名之后，此案奇怪地从中院“降格”到区法院一审；更奇怪的是，代表区检察院出庭的公诉检察官，是从市检察院“临时空降”到区里的。

一审法院“降格”，意味着本案终审将被“消化”在贵阳市中院，而当初贵阳中院的有罪判决，是被上级法院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检察官“空降”，意味着一二审的公诉人都是市检察院，违背了刑诉法二审终审、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

因诉讼程序存在这一系列问题，当“空降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时，律师们提醒法庭解决回避问题，结果却是3位律师被赶出法庭。

按《刑事诉讼法》第161条规定，如果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先警告，对于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但律师只是依法提出回避申请，并陈述理由，为什么就被“驱逐”呢？当天下午的庭审前，3名被“驱逐”的律师仍前往法庭，却被告知该案审判结束前，均不能再出庭。“驱逐”即便采取，也只是维持审判秩序的暂时举措，而这岂不是变相剥夺辩护权？

经验告诉人们，如果律师不能形成与公诉方势均力敌的抗辩制局面，就难以保障审判公正。特别是在一些“敏感”案件中，一些法官严格限制律师发挥。比如，2009年审判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时，芜湖中院不仅不许旁听，而且要求被害人的律师不得使用笔记本电脑，理由是那属于“录音、录像设备”，导致三名被害人律师愤然集体退庭。

本案也有辩护权受不正当干扰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当地律师接到“命令”，在法庭上“一句都不敢说”，气得被告人家属当庭解除了委托关系。法院还主动约谈律师，刑事审判庭一位庭长指名其中两位律师令其“失望”，希望律师“遵守法庭纪律”，并“帮助”审判长将案件顺利审理下去。 不论黎庆洪有罪与否，司法程序都应经得住推敲，如此才能捍卫正义。辩护权是公民面对公权控诉时，最该受保障的权利之一。如果辩护律师只能“帮助”法官，不让法官“失望”，那么必然让当事人失望，让法律失望。“黎庆洪案”并非是极端个案，其中辩护权受到干扰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更值得公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