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初统一法官、律师从业资格考试为司法资格之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法官、律师有师出同源之感，能够更多地有沟通的机会，更好地基于相同的考试背景而获得共同的语言，以形成具有相同价值观的职业群体，即法律共同体，成为国家法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不得不说，这一设计者的良苦用心确实很好，但在走过司考的这些岁月里，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但没有加速形成，反而在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下，律师和法官渐行渐远，走向不同方向，走成了你责我怪的法律冤家。

律师和法官学的是同一部法律，有的师出同校，有的老师都是同一个，但一旦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就会因为职业的不同，形成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这充分说明，法官和律师这两个不同的职业之间，没有贯通的渠道，缺乏内生的融合亲近动力，是两个职业群体无法形成相同价值观的主因。而这背后，不同的职业环境，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

律师从1980年《律师暂行条列》规定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到1997年《律师法》确定的“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一转变，既是身份的转变，也是职业属性的重大变化。从1997年以后，律师群体不再具有国家工作者身份，不再按照每月领取工资的模式获得报酬。虽有司法主管部门和律师行业协会，但自己觅食、自找生路的特点决定了律师队伍，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大众的普通一员，不同的只是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诉讼技巧（当然在刑事司法、证券等部分领域保留部分特定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律师真正有约束的就只有了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又只是抽象条文，所以律师的头上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在没有直接主管的情形下，律师也只有依靠着法律来生存，所以律师们视法律为圭臬、把法律当生命，因为除了法律，别无依凭。   

而法官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下，属于国家公务员队伍，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并存，决定法官待遇和职业升迁的，不仅仅是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与能力，还有远疏亲近，以及长官意志等等其它因素。而尤其在我国目前司法尚未真正独立的情势下，法官不可能像律师一样，能够在蓝天白云下，自由呼吸，自主决策。独立性和自主性大打折扣，折扣之下，磨损的就必然是对于法律不折不扣的信仰和坚守。

一个更加珍视法律，一个在外力作用下磨损着法律信仰，这中间的哪怕一丁点变化，都会导致缝隙扩大，差异加剧。这是律师和法官没有因为司考加速形成职业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根源。

另外一个原因，是基于律师和法官的工作身份，已成一道鸿沟，难以逾越，没有形成彼此职业之间可以自由双向流动的规则，从而使双方在自我认知上，天然地做出了区分。这一自我认识的区分，加大了双方的隔阂，也导致在法律的适用和理解上，呈现不同情境下的差误。

另外，对法官和律师考核和评价的机制不同，加剧了双方的“冷漠”关系。法官工作的好坏、待遇的多少、职务的升迁，在现价段，主要由法院的领导做出，只要不是特别的极大的民愤或重大的失误和犯罪，法官无须看社会民众的眼色，社会民意对法官缺乏直接的影响与监督。律师因为需要自揽业务，所以特别在意当事人的意见和态度，民众评价的好坏对律师的影响非常直接和巨大。因此，法官和律师没有统一的考核评价体系，也是无法助推双方能够彼此认同、有效形成共同法律价值观的重要原因。

在大学的法律系，一群决心以法为生、为法殉道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理念相同、信仰一致。但

一踏入社会，就分裂成价值观不同的两个群体，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体制的沉疴积弊使然。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同一对两小无猜的恋人，长大后走进社会，才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与艰辛，于是梦想不再，信念难寻，渐行渐远。

     所以我们看到在多个法官群体贪腐案爆发后，寻找病源时，法院将之归罪为律师的行贿；法官不按法律展开司法程序律师抗争时，法官斥之为闹庭；法官在羡慕律师的自由和收入时，却又有着对律师极深的妒嫉。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律师在为被告人争权利时，矛头指向了法院，因为在律师的心里，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失守；法官终究是与律师一道学习和考试过的法律人，被告人的被冤被刑讯，法官不可能不知不懂。律师总是对法官抱有期待，而现实的落差，使律师对法院和法官的责难，总如滔滔江水，未有尽时。

     必须承认，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法官与律师的相互责难，恐怕都将延续。这种离冤家很近离共同体很远的现状，在司法独立之前，都难以改变。只是期待法官心中法治的点点星火，不要轻易熄灭。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浇醒良知，坚守法律，哪怕只是那一厘米的主权，也将会留下燎原的种子。而律师们也该反省自己的行为，不行司法勾兑之事，不做有损法律之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尽最大可能，树立起法律人应有的气度和形象。

     相信在民主法治的洪流下，律师和法官，终究会共同迎来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