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新“黑五类”发明者袁鹏所长先生的大作及新发明引起强烈的反响，他的老师——81岁的张镇强先生也忍不住要和他说几句心里话，进行推心置腹的商榷和讨教。】

日前，浙江一位老年朋友向我的电子邮箱传来一篇评析新“黑五类”的文章，打开一看，所谓新“黑五类”的作者竟是我曾经比较欣赏的学生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此事，但随后在网上看到有人骂他为汉奸，而且骂和批判其文的人越来越多，我才感到他惹众怒了，不可不在意了。我还没有看到袁鹏的原文，所以不好全面评析他的文章和观点。

袁鹏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在湖北大学历史系所教的几百位学生之一，而且是同我接触稍多，为我比较欣赏和看好其发展前景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比较喜欢英语，我鼓励他重点选修世界史，加劲学好英语。果然他后来选修世界史。他的世界史专业论文好像还是我辅导评分的。毕业后看到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余志森教授门下攻读美国史硕士研究生。后来虽然没有联系了，但我仍然关注他的前景。90年代我在深圳不期然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他在央视嘉宾席上评论国际事务，颇感喜悦和自豪，心想，我期望的学生终于成大才了。随后得知他已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做研究员，后任美国所所长，并经常看到他在一些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和央视的评论。他的很多评论和观点我基本上能够接受或认同。但越往后也感到他的评论和观点由中间转向偏左，缺乏新意和创意。但我还是理解他，因为他处在官方研究机构的权威位置上，不这样是不行的。

而这一次他提出类似以前“黑五类”的新“黑五类”文章，则又向左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惹得众人大怒，是必然的。

根据网上流传的评论，袁鹏在 7月3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挑战在哪里》的文章，文章称美国将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有网民戏称袁鹏的文章列出的五类人为“黑五类”。

鉴于我和袁鹏在20多年以前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目前我又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无法直接叙谈，只好通过网络与他谈谈我的心里话。

首先，我要表明，有人仅以袁鹏此文为据斥他为“汉奸”是不恰当的，这个帽子也太大了。把一个人发表与众不同的观点即使激怒众人的文章说成是汉奸，这与汉奸的确切定义不等，有滥用名词之嫌，无助于人们相互交流思想，探讨问题，求得共识。

其实，站在作为权力的咨询研究机构的权威位置上，袁为官方提供的咨询文章的所谓新“黑五类”未必不对。他说美国将以这五类人为渗透对象，动员他们自上而下“改变”中国，这是客观事实或现实，并不奇怪和新鲜。袁鹏只不过是说了实话，把它明确化公开化而已。问题在于袁鹏太不机灵，美国希望通过这五种人来“改变”中国，中国权力当局并不见得傻到毫不知悉知情的地步，需要他来进言。如果说当局希望袁来挑明，正是想通过他的笔来警告美国和中国的这五类人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早有准备对付这种挑战。

还有，袁鹏如果为了完成咨询建议任务，可以把文章定得模糊一点，将《中国的挑战在哪里》改为《中国权力的挑战在哪里》。这就意味着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只是针对中国的政治权力或现政权，而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更不是针对中国全体民众。而任何国家的人民或民众，如果对他们的政权和制度不满意，完全有理由和权利来改变它。这是天赋人权，合情合理合法。而《中国的挑战在哪里》则意味着国内和国外的正义力量向整个国家和人民挑战，哪有民众自己挑战自己，自己改变自己的，很不合逻辑。袁鹏作为高级研究人员应该懂得政权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有时它们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袁鹏的题目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现政权是进步的合法的，任何挑战它的势力则是反动的非法的。这正是它惹起众怒的根本原因。想一想，你把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弱势群体对政权的挑战视作对国家整体的挑战，要政权认真对付，这是多么荒唐多么不得人心的言论！如果你把文章写作“弱势群体中的少数人”则处境就大不同了，至少不会得罪80%以上的民众。

我不得不对袁鹏说，你作为智囊还不如权力集团机灵，他们从来不敢冒犯全体民众，在处理任何群体事件中，从来只说“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不是笼统地说“民众”“群众”。而你竟甘当替罪羊，敢向全民挑战！何况，你的文章的实质就是告诉权力集团应当怎样对付将要收回你们的权力的全体民众，这得承担多大的风险啊！

    现在谈谈我对这篇文章的一些看法。

文章表面上把美国称作对中国的主动挑战者，说美国要通过中国的上述五类人来“改变”中国。这犯了两个大忌：1、违背了事物的变化，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这一自然发展逻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权力的横暴凶残的统治，制造了无法克服的深刻的内部矛盾，孕育了上述五类人的深刻的变革和反抗意识（其实，岂止是这五类人）。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美国再强大和正义，也无法“改变”中国（政权）。2、因此，文章低估和蔑视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民众的智商和素质，似乎中国人只能靠外力来启蒙和拯救。这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不符。

    至于上述五类人和美国要通过他们来“改变”中国的“改变”一词，袁鹏未作具体说明，我想其意是：轻则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限制和削弱现有权力，给中国民众以更多的自主和自由的权利；重则要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废除几十年来的一党专政体制，建立与当今世界普遍接轨的民主自由制度。而且民众的意图更在后者。

那末，这种根本改变，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应不应该，需不需要，合不合理？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作为大学历史教师，略晓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包括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亲历了和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最近半个多世纪中国新政权统治的全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以宪政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社会自主自治，获得幸福的更好途径，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包括最近有人提出的所谓“集体总统制”（实即集体专制主义）都无法与之比美。而后者对人类绝对是很残忍和残酷的。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居于前者，中国则属于后者。因此，中国民众要求“改变”，美国人希望并愿意帮助中国人改变，这是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合乎正义的，无可非议。我想袁鹏作为历史研究者，也应该有同样深刻的体认。

关于存在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现行体制，它的专横暴虐，它的残忍无情，它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带来的灾难和苦难，几乎缶竹难书。已经有汗牛充栋的暴露资料，不必我再多嘴了。现在我们虽然大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民主”等旗号，但谁都知道，这是权力苦苦挣扎，力图掩盖专制独裁本质，维持长期统治的遮眼法。而这种并不高明的手法早已失灵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教了。因此，现在的中国体制和权力，不仅在国内失尽民心，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不管用多少金钱、物资和武器援助他国他人，人们仍然惊呼中国权力已经没有几个忠心朋友而越来越处于被世界民主力量包围之中。就世界范围来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化道路，坚守专制独裁者不过百分之几，中国算领头羊。在这样一种内外形势下，中国民众不要求“改变”才真是怪事了，还有必要等美国来帮助中国改变吗？

说到这里，我认为袁鹏还是有眼光。他的文章表面上是向中国权力进好言，实际也可能是向中国和世界民众通告，中国的制度和现行统治权力已经不行了，应该用根本变革来取代了。

袁鹏的文章，虽然有渺视民从成分，但又承认中国民众的巨大革命潜质和潜力。他列举五类人对中国现行权力的挑战就是有力证明。实际情况的确如此。目前的中国，对权力的恣意妄为和暴虐民众进行主动挑战的，确实是那五类人。没有他们的挑战，权力会更加横暴，民众会更加苦难；没有他们的挑战，中国向民主化变革会更加艰难险阻，真可能被专制权力消灭于萌芽之中。袁鹏的文章也可能是从反面激励和鼓励中国民众更加无所畏惧、坚定信心地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他的文章，在我看来，至少要比那些权威学者鼓吹《中国模式》好，《中国式民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民主自由非普世价值》、《中国要领导世界》、“集体总统比美国的总统要好”等等无数形形色色麻痹民众的谬论要好得多。

袁鹏的文章还可能是用反向思维方式，鼓励民众支持和紧跟那五类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进而推动和快速实现中国的大变革，废专制独裁，建民主自由制度。

但作为袁鹏的前任老师，我还是要向袁鹏进言：你虽然还算不上高居中国庙堂，但对最高决策层有一定影响力，在国际国内也有一定政治、思想影响力。我相信你作为高级国际政治研究人员，不会看不清世界发展大趋势：民主必胜，专制必亡；更不会无视“阿拉伯之春”对世界民主化的加速推进作用以及国内民主力量的大发展形势。我完全理解你目前所处的地位和政治环境，不可能要求你像公开的民主自由派人士那样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但至少可以打些擦边球来鼓励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湖北大学讲世界现代史时，课堂课外大胆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给苏联人民包括许多老布什维克带来的痛苦和死亡，你们既惊奇又赞赏我的讲课，从而密切了许多同学和我的关系，其中包括袁鹏。当然，人是随环境和位置变化的，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和所持的观点，我完全能理解。但千万不要背离时代潮流太远，不要太急功近利，应从长远历史角度考虑个人得失。否则，一切会适得其反。我们是研究历史的，难道不知道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再强大再显赫一时的人物，到头来都为人类所不齿吗？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等大人物不就是如此吗？那些为专制独裁者帮腔谋划的文人们不都如此吗？

最后，我想袁鹏应该是湖北宜昌农村至少是普通家庭出来的人，即出身弱势群体，我也是。我们固然应该为全体中国民众着想，为他们争取权利和幸福，但首先要为下层弱势人群着想。所谓为人民服务，本质上是为最广大的下层民众服务，谋幸福。任何政治力量，离开这一点，所谓为人民服务就是骗人的空话。也只有这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良心和良知所在。目前中国民众的苦难和幸福主要体现在最下层弱势群体身上。他们目前的处境主要不是幸福而是苦难，甚至根本谈不上幸福。这一切固然是中国历代封建专制制度形成的，而更直接的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独具世界特色的专制独裁制度造成的。所以，任何人如果还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来反对中国的变革，绝对是违背中国大多数人首先是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愿望的，甚至是与他们为敌的。而这种人绝对是不得人心或没有好下场的。

所以我善意提醒袁鹏慎思和善待这一观点。但我不知道袁鹏能否看到我的这些心里话，若看到了，有不同意见，仍欢迎反批评，相互交流思想。

顺告贤学：我今年81岁了，体脑仍很健，还是本性未改，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发展，积极思考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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