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很多朋友转给我，一篇深圳市检公号的文章，来回应我《蒙古枪王和安徽姐姐》的小文章。我深感荣幸，自从司法部开始对律师进行严管厚爱以来，迫于饭碗，我已经很少对自己的案件发表感慨。《蒙古枪王》一文，实在觉得这种案件太具有普遍性了，除了帮安徽姐姐说几句，昨日又有青岛的一个父亲找来，是因为儿子玩仿真枪，被追究刑事责任。记得以前同事做的火柴枪案，被关押者的妻子，很想为同类犯罪做点什么，呼喊或者采访人作为历史存档。我当时认为，很难做些什么。小草检察官的文章《也来谈蒙古枪王案》，行文很理性平和，也没有指责，这样的文风、态度，大概文如其人，很值得推崇。但我细看之后，反而担忧。文章中隐含的司法人员的思维和视野，和我之前一样，有不小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一个法律人，都要警惕，生活在当下，我们思维的守旧，和视野的局限。

小草君文章中，先谈了两高为什么没有改变这个1.8焦耳/平方厘米的标准，但没摸准脉搏。两高没改变标准，很简单，极可能是因为，公安部不同意改变。小草检察官或许不了解我国两高的局限性，以及我国天下安危，公安系半的政治格局。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枪支标准的情况下，一个没有法律解释权的警察机构，能制定标准，然后全国法、检要适用，这是不是法治呢？小草君还谈到了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认为如果我国不是严管枪支，可能损害更大。其实，这个例子，未必那么合适。我国即便严管枪支，恐怖分子依旧可以用刀，来造成极大的伤害。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员，依旧可以用刀。恐怖分子以及对社会不满的人，选择用刀，而不用气枪，就表明，这些所谓武器，非法持有枪支的社会公民，他们手里的武器，还不如菜刀。古人说，守在人心。我国严管杀伤力大的枪支，我想没有人会有意见。我国用刀伤害人的案件，恐怕不会比美国枪案少。走极端的人，什么社会都有，只要有杀心，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杀器。

小草君在同意我国枪支标准畸低的情况下，又强调了各国的特殊性，然后举了新加坡鞭刑的例子，首先，这种辩论逻辑，让我想起奥巴马竞选时常引用的西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如果我没记错，我国自汉朝就开废肉刑，新加坡这种残存的肉刑，一直被诟病，我们没必要和这样的极端例子比。另外，鞭刑的适用或许不怎么普遍，但我国的枪支标准低，导致很多法官，警察，教师，纷纷因不知是犯罪，而被抓，判刑，天津赵大妈案时，记得徐昕教授的助理找出来的资料，数年就有8万人因枪支被判刑，8万个家庭！文章中提到的走在街上，不会受枪击，是因为控枪严格，如前面所说，其实，绝大部分被抓的枪支，其威力不如刀，甚至不如弹弓。至于我国社会治安好不好，我不敢评价，因为没有数据，但我知道的是，一看守所里人满为患，二，和严控这些没有杀伤力的枪支，关系是不大的，反而可能因对司法不满，而引发其他社会不稳。

至于小草文章中，认为应该在制造、流通中严控生产厂家等，其实，这也是一种思维局限，就是固有严管的思维。其实，玩枪可以说是每一个男孩（男人）的天性，有市场就必定有供应，作为社会管理者，不是通过一刀切，来扼杀这种天性，而是应该适当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我国这样严管仿真枪、严管弹簧刀的国家，要出习主席讲的，有血性的军人，至少是增加了难度。视野再开一点，很多枪械的发明，都是一些欧美的一些私人发明的，所以勃朗宁手枪，加特林机枪等，都是玩枪的人发明的，而相比之下，我国国营的武器生产机构，其创造力鲜有，很多武器，还是在仿制上，这和公民的自由度不够有关，马克斯的私人公司还能造火箭，令人遐想，中国没有一个男孩，能有这样的梦想，除非加入国有公司。有自由，才有创新，有自由，才有梦想。当然，或许这种问题，不是小草君这一层级所能解决，但恐怕要思考的是，要有反过来的思维，而不是所有既有的标准，都是对的。当然，反过来，也不对。

如同有人讲的笑话，小明有两个女友选择，阿花漂亮，但家里是黑社会，脾气也不好，另一个阿翠性格温顺，但很丑。小明的回答是，我能不能有第三种选择？我国的枪支管理，要严管，我同意，但要区分有杀伤力和没有杀伤力，没有杀伤力的，就该放。如同浙江高院高检将比动能在5.4焦耳/平方厘米以下的，建议作为行政处罚，就是很好的一个尝试途径，也是真正领会两高精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善公安部枪支标准畸低的一个种善政。真正的管理，不在于严管这个，严管那个，而在于在自由和管制中找平衡，在社会公正的源头上找原因，否则，即使如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也难保陈涉揭竿而起。元朝严管菜刀，也挡不住皇觉寺朱重八赤手屠龙。有良法，方有良治。大禹治水，堵不如疏。
律师的职业病，动辄“我反对”，检察官、法官，或者在体制内的人，也天然有一种“”走流程的倾向，这种倾向，当我们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被告时，需要反省的和反思的。坦白说，我们现在能说的，不能说尽，能做的，不能做尽。我们要深深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其实局限性很大，很多东西看不到，不能讨论，如果不是有心去开眼看世界，你恐怕看到的会更少。但法律人所学到的知识，其实是整个人类几个世界文明的经验，如疑罪从无，就是从基督教审判时，血不流到我身上，只要有疑点，我就宣告无罪。但从小草的文章看，对于蒙古枪王案，深圳市检内部有罪派和无罪派，都无法说服对方，按照疑罪从无、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就不该诉。拆枪无非是为了行李携带方便，有一支枪没拆，大摇大摆进海关，一扫描就会被发现，本身就表明，没有走私故意。更何况，他也无法判断每支枪支的比动能（小草君以没拆的枪比动能最低，来推断有走私嫌疑）。现实是，是疑点问题交给了法院，这是一种常见的思路，公安做菜，检察院不好意思不端菜，法院也就消化案子：吃掉菜，做有罪判了。然而，刑法的谦抑，是因为刑法涉及人身自由，是非常严重的惩罚，香港多带点奶粉，大概无非是没收罚款，而蒙古枪王则是坐牢，家人孩子都见不到。至于说到，国民待遇，我的观点很清楚，中国国民也不该有这么低的标准，也不该对不知道标准的人定罪，外国人也一样。

小草君最后一段说，“我国的看守所制度、司法制度，确实都有进步空间，但无论如何，个人认为，斯律师以孟女士境外被羁押为例来说明别人做得更好，还是有些不妥当之处。路漫漫其修远兮，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同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小草也愿与斯律师一起努力“。有法治情怀，很好。小草认为，我国法治建设时间不够，不能以加拿大的标准来衡量，所以我的类比不妥。但要知道，我国的GDP发展速度和总量，都是远超加拿大的。有些事情，或许需要时间积累，但看守所改善状况，降低羁押率，都是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不及时改善呢？或许，还是严管、惩罚主义的思维，陈瑞华教授说，是以羁押作为侦查手段，或许更对。但要知道，看守所制度的目的，只是限制人身自由，而不是加上其他惩罚。

前几天，张释文写了一篇反映看守所待遇的文章，《群租房》，文章被删，人又被传唤，其实，比他的状况更糟的看守所还有。这只是冰山一角，但为什么不让讨论呢？不讨论，不曝光，就没有进步。真正任重道远的事情，恐怕也没法讨论。这是我们时代的局限，但我们的思维视野不能局限在这里，这样，我们的社会不会有进步，我们的孩子也不配享有更文明的社会。

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对于大环境，恐怕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做的很有限。但我们要时时警醒。我们要从案卷中抬起头来，后退一步，睁眼看看这个社会和世界，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司法文明，要与世俱进，我们也要向上提升。长时间的制度化生存，容易让我们变得麻木，视野受局限，但我们毕竟不是机器，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个案子，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家庭，喜怒哀乐，父母孩子，在一些立法不合理、过于严苛，或者运动性执法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办法人性化，而不是机械化，（这个时候引用法乃公正善良之术，非常合适）。存疑时，不要与世浮沉，而是要守土有责，疑罪从无，坚守良心底线。这个时候，也是可以默念前面的话：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 我国的要求甚至可以更低一点，When they go low, we don’t follow。

（再次感谢小草君的理性探讨，希望我的回应，也有她（他）一样温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