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审裁定反而是错误的

民事案件再审裁定，是辽源中院为配合对王成忠二审而突击作出的，恰恰是错误的。再审改判的理由：“郭永贵不是案涉林地实际权利人，与郭长兴之间互不认识、无经济往来、无民事争议，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本案原告提起民事诉讼，主体不适格。对郭永贵的起诉应予驳回，对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这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也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学的通行理论。

第一，《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规定了原告起诉的条件，同时也是原告适格的条件（从民事诉讼理论分析，混淆原告起诉条件与原告适格条件正是我国起诉条件的漏洞）。直接利害关系包括原告是争议标的的所有权人、负有管理权处分权的人，并非只有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主体才是适格的当事人。即便“郭永贵不是案涉林地实际权利人”成立，也不能得出“郭永贵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结论。

第二，郭永贵是林权证上登记的权利人，故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第三，在与郭长兴签订的合同上，郭永贵是一方主体。双方签订了合同，就已经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1、根据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的公示公信原则，郭永贵是林权证上登记的权利人，郭长兴欲购买该林地及其林木，其对方当事人必须是郭永贵。

2、在林权证依然有效的前提下，法院在未经法定程序直接否认该林权证的效力，直接认定“郭永贵不是案涉林地实际权利人”，违反《物权法》。

3、“与郭长兴之间互不认识、无经济往来、无民事争议”，是指双方签订合同之前，在签订该合同后，双方就形成了合同关系。

4、为保障交易安全，即使郭永贵声称自己不是权利的实际所有者，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也应该根据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认定郭永贵为权利的所有者。

5、郭长兴欲取得林地与林木，必须与郭永贵签订合同，李笑岩只能作为交易的代理人。原因有两方面：郭长兴与郭永贵签订合同并履行己方义务后，才有可能将林权证的所有权人从郭永贵变更登记为郭长兴；反之，如果与郭长兴签订合同的是李笑岩（李笑岩以权利人而非代理人身份），则郭长兴履行合同义务后，李笑岩将无权把所有权人从郭永贵变更登记为郭长兴。换言之，李笑岩以实际权利人身份签订合同，才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以代理人身份签订合同，绝无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第四，即便郭永贵与李笑岩之间是权利代持关系，根据《物权法》第17条关于不动产登记具有权利推定效力的规定，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25、26条关于股份代持的基本规定：一方面，权利代持属于郭永贵与李笑岩之间的内部合同关系，对处于外部的郭长兴无效，在外部关系上，在没有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必须以郭永贵为所有权人；另一方面，郭永贵也是显名的权利持有人，即便从管理权、处分权的角度分析，郭永贵当然是适格原告。

因此，再审裁定完全错误，郭永贵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而这一错误再次说明民事案件的复杂性，若按指控逻辑，可能得追究更多法官、检察官的刑事责任。

（四）再审裁定，完全否定了一审法院对王成忠所谓犯罪事实的认定

按照辽源中院（2017）吉04民再29号民事裁定书，民事案件无论认定60万的协议、还是600万的协议，都是错误的。因此，一审刑事判决与该裁定存在直接、根本性的冲突，因而也是错误的。一审公诉人和二审检察员的意见，实质上是认为王成忠应采信60万的协议，但这样才是真正的枉法裁判。

四、全案证据几乎都是无罪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王成忠的供述已排除，全案证据几乎都是证明王成忠无罪的证据，检察员还说证据确实充分，令人遗憾。检察员代表国家，不能乱说，本案庭审直播，全世界都在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也可能会看。张检很有水平，短暂任职司法部长也受到律师的高度赞扬，任职最高院时也作为专家型法官获得普遍认可。张军与姜伟、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中说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证明标准具体化三方面，但还是比较原则，需要进一步规范。检察员拿着这样的证据，还说证据确实充分，我相信张军检察长不会认可。

（一）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三项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本案证据根本达不到这些条件。一审判决有大量的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若依检方指控、一审法院认定王成忠构成犯罪的逻辑，王成忠案一审的辽源市西安区法院三名法官也构成犯罪。

1、定罪量刑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

检方指控王成忠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王成忠未收当事人一分钱、未吃一顿饭，没有有罪供述，作为犯罪要件的故意，证据何在？

检察员多次说王成忠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辩护人依最高院刑诉司法解释第218条两次依法质问检察员，要求明确指出王成忠究竟违反了哪一条法律，但检察员均不回应。为什么不回应？只能理解为无法回应，检察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成忠违反了法律。

所谓请托，必须是双方行为，有请有承诺。王成忠有承诺吗？难道金宝华随口一句话，就足以让三十年谨小慎微的王成忠枉法裁判吗？何况王成忠在同步录像中明确说，比较反感金宝华这种吊儿郎当、打招呼的人，案件审理期间金宝华还因手机丢失怀疑王成忠偷的，两人关系并不好。

2、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悔过书》没有同步录像，依法应当排除，谈何查证属实？关键证人王涛、王诣渊的证言是猜测性证言，本就不应采信，更何况都没出庭，谈何查证属实？郭长兴、杨刚称60万协议是郭长兴签的，与辩护人提交的文检鉴定矛盾，完全虚假，何来查证属实？金宝华、金宝岩的证言，检察员自己说不真实，何来查证属实？

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证据标准，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达到唯一结论。例如，侦查机关、公诉人到一审法院，都认定应采信60万元的协议，但这是唯一结论吗？证据显示，这恰恰是错误的，文检鉴定证明60万协议郭长兴的签名不是他的笔迹，是虚假的。事实上，全案证据几乎都证明王成忠无罪。检察员所谓的证据确实充分，是不顾证据情况，不顾客观事实。

（二）民事案件分案情况，王成忠并不知情

民事案件分案涉及到的相关证人，均没有提到王成忠。直到被调查，王成忠才知道案件如何分到他手上。金宝华、金宝岩、赵艳霞等人的证言也证实，案件分给王成忠并无特别考虑，只不过是由于金宝华认为赵艳霞和金宝岩有矛盾，可能会影响到案件公正审理，只要不分给赵艳霞就行，而正巧分给了倒霉的王成忠。也正因此，同步录像中侦查人员对王成忠表示同情，“你说你摊上这么个事，要是分到别人手上跟你有什么关系”。（2017年9月3日10:52分后）出庭检察员称书证和证言证实案件“调给”王成忠，明显是偷换概念，将系统随机分配偷换成“调给”王成忠。没有人点名道姓要求让王成忠审，也没有人把案件调给王成忠，是系统自动分配给王成忠这个倒霉蛋。

（三）并非合议前告诉亲属关系，而是了解情况后就告知合议庭两位法官

一审判决认定，“合议前告诉亲属关系”。这完全是移花接木。事实上，王成忠了解到郭永贵是院领导亲属后，就告知了合议庭两位法官，并非在案件进行合议前一刻告知，对此可调取合议录像予以证实。

金宝华是金副院长亲属的事实在辽源中院众所周知。案件审理56天，王成忠没必要在合议前一刻去告知。甚至，根本不需要王成忠告诉，因为郭长兴一方上访控告的便是这一因素影响了一审，也因此该案二审被定为“信访风险极高”，合议庭的法官对此完全了解。王诣渊还证实，是在办公室讨论案件时告知的。而且，王涛是辽源中院的老法官，和金宝华更熟悉。

庭审中，检察员称王成忠在同步录像中提到这是辽源中院的惯例，如果有人找就要向其他合议庭成员公开。按检察员的说法，王成忠应该告知，如果不告知，反而就有嫌疑了。且同步录像中，王成忠完整的表述是，涉及到有人打招呼的案件要公开，不回避该问题，“我要公开，让大家也都慎重一下”。这种主动公开的态度就决定了王成忠没有枉法裁判的故意和空间。如果王成忠真想枉法裁判，没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王成忠告知亲属关系的目的，是让合议庭成员及时了解案情，慎重处理，并无暗示之意。告诉案件相关情况，就是为了枉法裁判？检察员明显是有罪推定。

（四）指控授意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退而认定影响，但影响并无证据证实

起诉书指控“受金宝岩、金宝华的授意”，一审刑事判决却改为“王成忠受金宝华等人影响”。影响和授意显然不同，授意是让别人照着办，加上被授意人的承诺，是枉法裁判的表现之一，而影响并不是。一审判决之所以将“授意”改为“影响”，就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授意，才退而求其次，认定影响。但金宝岩、金宝华明确否认找过王成忠，足以证明没有请托。检察员竟称金宝岩、金宝华的证言是不真实的，是虚假证据。假的也提交法庭，玩呢？辩护人向法庭提交虚假证据面临吊照、刑事追责的风险，检察人员向法庭提交伪证是不是也要被吊照、追责？

（五）一审判决认定有人请托王成忠，没有证据，更没有证据证明王成忠接受请托进而枉法裁判

王成忠的所谓“认错供述”和同步录像严重不一致，系孤证，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印证。庭前会议中，检辩双方达成一致，以同步录像为准。金宝岩、金宝华证言对所谓请托，明确否认。但一审法院却以王涛“我觉得一定是上头领导打招呼了”，王诣渊称“因王成忠提了之后就同意了”，这样明显间接、猜测、意见性的证言，就认定有人请托，认定王成忠受金宝华等人影响，事实认定严重错误。

（六）合议庭法官王涛、王诣渊的证言不应采信

两人作为合议庭成员，按指控逻辑，也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尤其是王成忠被抓后，面对同样可能被抓的处境，害怕、撇清才是正常人的理解。所以王涛和王诣渊证言才会有推卸责任的内容。如王涛作证称“自己没有阅过卷、了解不多，只是跟着走走程序”，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和常理。阅卷是法官的基本职责，即便不负责任没阅卷，至少参加过庭审和合议并发表意见，怎么可能不了解案情？两人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证言的证明效力极低。

检察员称，王成忠告知亲属关系，王涛、王诣渊理解为暗示照顾，没有超出正常人的理解范围，证言应当采信。司法解释明确要求排除猜测性证言，检察员要求法院采信；金宝岩、金宝华证言没有排除的理由，检察员要求不采信，这恰恰陷入了指控王成忠犯罪的逻辑。

王涛证言：“其实我对这样的事情一直是很反感的，我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审理经济案件30年，最烦的就是有人干预司法公正，所以我对王成忠的话并没有往心里去……我认为王成忠对这起案件认定的比较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所以同意王成忠的意见。”王涛如此明确的证言，何来受到王成忠的暗示而照顾？

且王成忠多次陈述，告知亲属关系的目的是让合议庭法官慎重处理案件，没有暗示照顾之意。请问能排除王成忠告知的目的是要求慎重处理案件吗？更何况两人对于王成忠暗示其“照顾”领导的证言，显然属于猜测性证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5条第2款，“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七）王成忠的笔录与同步录像不一致，系伪造，不应采信；同步录像证实，王成忠没有枉法裁判

一审将“王成忠的供述与辩解”作为认定犯罪的唯一直接证据，但经认真比对同步录像，确定供述笔录系侦查人员伪造。辩护人提交了同步录像文字稿及与讯问笔录比对分析近十万字，庭前会议中，检辩双方达成一致，以同步录像为准。而同步录像恰恰证实王成忠无罪：

第一，王成忠根本没有做过“故意枉法裁判”的供述。

第二，虽曾提到过金宝岩曾让其关照一下民事案件，但王并未接受请托，而是“看情况定”“不能照顾就不照顾”。不能认为有人来找法官，法官就会枉法裁判。比如我找过张太范院长，请他关照王成忠，法院最终作出公正的判决，难道可以推出该判决是张院长接受了徐昕的请托？而即便是这样的供述，王成忠后来也予以否认，称受到了纪委、检察院的威胁、引诱。就算法庭将此理解为请托，也是“孤证”，不能认定。因为金宝华、金宝岩对此都予以明确否认。

第三，王成忠供述采信600万协议的原因，和一审庭审陈述完全一致，并未受到案外因素影响。

第四，侦查机关故意虚构王成忠多份笔录，捏造王成忠“有罪供述”，且对王成忠的无罪辩解不予记载。同步录像中多名侦查人员的“私聊”反映，其虽认为王成忠有疏忽，但并不认为是故意枉法裁判。

（八）《悔过书》没有同步录像，应当排除，且不能证明王成忠枉法裁判

第一，《悔过书》的形成过程没有同步录像，应当排除。同步录像显示，2017年9月3日上午八点半，侦查人员拿纸笔给王成忠，要求其写《悔过书》，并反常地带王成忠离开讯问室。侦查人员明确表示，“换个屋子写”，而之后并无同步录像，完全有理由怀疑侦查人员是有意规避同步录像进行非法取证。王成忠的陈述及《悔过书》内容的反常证明了这点。

依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第1条“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第5条“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在看守所讯问或者通过网络视频等方式远程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26条第2项，“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没有提供讯问录音录像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悔过书作为王成忠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同步录像，应当排除。

法庭辩论阶段，检察员引用刑讯逼供逼供的法律规定，称《悔过书》不是排除对象，完全错误。我们提出排除《悔过书》的理由是没有同步录像，检察员答非所问。

第二，王成忠陈述，《悔过书》是龙山区检察院反贪局葛智指导书写，不是真实意思。《悔过书》存在大量法律常识性错误，如本案启动了再审，证明自己做出的二审判决是错误的，二审判决给郭长兴一方造成了实际损失等，悔过内容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王成忠作为资深法官不会作出如此内容的悔过，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受人指导书写。

第三，即使按《悔过书》，也不能证明犯罪。虽然王成忠写了“后悔”，但只是就案件可能有问题表示“后悔”，这是一名有责任心的法官的担当。王成忠并没有自认有罪，也没有供述接受了请托，更没有供述由于请托而故意徇私情枉法裁判。

（九）民事一二审案卷及李笑岩诈骗案卷，均可证明王成忠无罪

1、民事二审案卷，充分证明王成忠依法公正审理民事案件，没有任何不当

王成忠谨小慎微，每一步都向主管领导李平进行了汇报。王成忠认真负责，询问双方当事人，听取意见，2017年5月10日询问郭永贵，5月19询问吴迪、李国辉，都形成书面笔录且入卷。王成忠严谨专业，纠正了他认为的一审适用法律不当。维持原判是合议庭合议的结果。2017年6月16日合议笔录记载，其他两位法官都发表了支持意见。王涛说：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正确。王诣渊说：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600万是真实意思表示，维持原判。二审作出维持的裁判，完全正确。

2、民事一审案卷，尤其是人民陪审员的意见，充分证明王成忠没判错

一审合议庭评议笔录中，张大庆法官意见不多，人民陪审员吕岩发表了很多意见，认为应当采信600万的协议，郭长兴一方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应采信。另一位人民陪审员也同意吕岩的意见。人民陪审制是最重要的司法改革举措之一，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通过一定的遴选方式，让人民参与审判，普通人凭良知和正义作出判断，代表的是人民，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人民陪审员凭着自己的直觉、正义和良知，都认为应该这么判。按检察员的逻辑，人民陪审员错了？他们代表的人民错了？人民能错吗？

3、李笑岩刑事案件卷宗，恰恰证明王成忠无罪

李笑岩及家属一直在喊冤。即使李笑岩诈骗，诈骗事实须经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才能最终认定，怎能苛求民事法官担任侦查官？不能用事后侦查的结果，来指控先前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构成犯罪，否则真“没有一片雪花能幸免”。

五、一审查明的诸多事实，起诉书没有指控，一审也没有调查，径行认定，严重违法

起诉书极不明确，只说“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对应当调查核实的事实不予调查”，应当采信不予采信的是哪些证据？应当调查核实的事实是哪些事实？这直接违反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3条，“案件事实，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经过、手段、动机、目的、危害后果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要素”“起诉书叙述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必备要素应当明晰、准确。”

既然没有明确，指控就不能成立。但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和回应辩护意见部分，将起诉书“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对应当调查核实的事实不予调查，违背事实和法律”，凭空扩展为3组，共8个事实。这些起诉书没有明确的事实，一审开庭多项未进行法庭调查，公诉人也未发表公诉意见，一审判决径行认定，严重违法。法谚道，“无原告即无法官”，没有诉，就没有法官，没有审判，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理。

（一）一审判决凭空扩展起诉书指控，二审检察员进一步扩展

一审判决凭空扩展的8个事实：

A应当调查核实的事实不予调查核实

1、对本案发生“转让”的原因

2、李国辉被追加“第三人”是否妥当，对“证人第三人”一词，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3、李笑岩出庭作证是否适格

4、本案买卖关系是否成立

B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

5、对郭长兴的陈述、上诉理由及李国辉的陈述内容不采纳，未能作出评判

6、对李笑岩单方即“转让”协议为“买卖”合同的证言予以采纳，未能充分论理评判

C违背事实和法律

7、故意违背买卖关系不成立的事实

8、王成忠推断60万元转让价过低，而采纳600万元转让价，如何推断600万转让价不高，其推断明显违反自由心证制度。

二审检察员继续扩展指控，在起诉书、一审公诉意见以外进一步提出：王成忠应当依职权主动调查李笑岩和郭长兴的借款关系，应深入调查58万元款项的性质，应采信无价款合同，应将合同成立与否作为唯一争议焦点，应认定买卖合同不成立而成立代卖关系，郭永贵陈述前后矛盾不应采信而采信，错误以林权证变动作为买卖关系成立的证据等。出庭检察员没有权力扩展指控，这相当于变更起诉。变更起诉必须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61条，“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并以书面方式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向人民法院提出”；而且，二审出庭检察员更侧重法律监督职能，根本无权变更起诉。这是严重的庭审事故，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规范未来的类似行为。

（二）应当调查而没有调查的4个事实，一审认定错误

1、对本案发生“转让”的原因

第一，这一事实，起诉书没有指控，一审没有就该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公诉人也没有就此发表公诉意见。

第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发生“转让”的原因是民事案件中应当调查的事实。

第三，该事实无需调查。《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意思自治”，任何民事主体做出民事法律行为是不问原因的。根据《合同法》，只要主体双方一方有要约，另一方有承诺，合同即告成立。从民事审判实践看，没有哪类合同纠纷需要调查合同签订发生的原因。

第四，一审判决所指的所谓“转让的原因”实际是指郭长兴主张的“代卖”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即双方是否成立“买卖法律关系”，这一事实恰恰是王成忠法官总结的二审争议焦点，双方围绕该焦点举证、质证、辩论。怎么能说王成忠没有调查？王成忠对买卖关系是否成立进行了调查，但由于郭长兴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否认效力更高的书面合同和林权证，合议庭认定买卖关系成立。

检察员提出林权证不能作为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理由是林权变动有可能是赠予或顶账；还提出无价款合同可采力高于两份有价款的合同，认为无价款合同印证了郭长兴供述的真实性。这完全不符合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裁判原则。所谓“赠予”，明显胡说。辩方可以说“可能”，只需要提出合理怀疑、打破证据链；但检方指控犯罪，绝对不应当出现“有可能”，而必须承担全部证明责任，并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犯罪。

因此，一审判决凭空认定，本案发生“转让”的原因，是应当调查而没有调查的事项，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二审检察员凭空扩展指控，严重违法。

2、李国辉被追加“第三人”是否妥当，对“证人第三人”一词，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第一，起诉书未明确指控该事实，但庭审却对此进行了调查。

第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国辉被追加为第三人”是不妥当的。

第三，有证据证明王成忠二审对该问题进行了调查，一审判决却认为王成忠没有调查，颠倒黑白。郭长兴上诉状（卷3第36页）第一点即提出，一审追加李国辉为第三人属程序违法。二审判决也载明，郭长兴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第四，依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李国辉属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人称为“证人型第三人”，这并非法律规定的类型，更准确的概念是“辅助型第三人”，其陈述有证言性质。证人型第三人，与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无法强制证人出庭的现实有关，原告或被告希望证人出庭时，证人会基于种种原因而不出庭，故通过追加证人作为第三人出庭是较为普遍的做法。第三人将来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出庭参与诉讼就没有人情、利益的障碍，不希望其出庭的一方就无苛责的理由。第三人出庭后，陈述事实的作用是辅助一方进行诉讼，最终目的其实就是证人的角色，故有人称为“证人型第三人”。

追加李国辉作为第三人，实体上有可能担责；诉讼中陈述相关事实，对查清事实有好处。故李国辉被追加为第三人也是妥当的，不需要纠正。李国辉的出庭是辅助郭长兴的诉讼，是为郭长兴的利益而追加的第三人，为什么反而会成为郭长兴控告王成忠构成枉法裁判的罪状呢？

第五，李国辉被追加“第三人”无论是否妥当，二审无法处理。李国辉属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一审追加，非二审追加，是否应该追加不应归责于二审，让王成忠对他人行为负责，违反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4项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根据该规定，只有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才可发回重审；即便李国辉被错误追加，也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正确与否无关，至多属程序瑕疵；对于程序瑕疵，二审没有纠正程序和办法。

3、李笑岩出庭作证是否适格

第一，这一事实，起诉书没有指控，一审没有就该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公诉人没有发问、没有举证、没有对此发表公诉意见。

第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笑岩出庭作证不适格。李笑岩出庭作证，只涉及评价其证言可信度的问题。依民诉法，“一切了解案情的公民均有权利义务出庭作证”，其出庭作证显然是适格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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