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媒体报道，山东德州禹城23岁女子方某洋长期遭受公公、婆婆和丈夫的虐待虐打，并于去年1月31日被殴打致死。法院一审判决称，鉴于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自愿预交赔偿金5万元，决定从轻处罚。公公张某林犯虐待罪，判刑三年。婆婆刘某英犯虐待罪，判刑二年二个月。丈夫张某犯虐待罪，判刑二年，缓刑三年。德州中院介入后发回重审，将于19日开庭。

这个一审案件公开后，立即引发强烈而广泛的争议。一审法官的专业判断从虐待罪罪名、宽大处理的依据、量刑畸轻、社会效果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受到质疑。人们从方某洋的悲惨命运中获得了深切的共情，不仅表达对这桩不幸婚姻的痛恨，更批判一审判决放纵愚昧残暴的罪犯，变相合谋压迫受剥削的女性。

方某洋童年与母亲的合影。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方某洋之所以招致杀身之祸，是因为夫家嫌弃她精神有问题，更主要的是认为她有过流产经历，婚后无法怀孕让举债办婚礼的夫家觉得花了冤枉钱。这个愚蠢家庭在传宗接代的残梦破碎后，与方某洋婆家矛盾升级，对她更是日怨夜恨，她成为公婆、丈夫三个恶魔的出气筒，直至她被打死为止。

就她短暂的人生而言，方某洋只有被打死的那刻起才是解脱的。而一审判决结果显示，方某洋生前持续遭受的严重暴力被无视了，而它对三名杀人犯的共情令人吃惊。这样的判决不仅无法服众，也令人憎恶：它毫无顾忌地认定方某洋被侮辱、被杀害的人生不值得重视；以所谓家人的名义，虐待罪竟然成为庇护杀人犯的罪名。

一个或数个下场悲惨的受害人、一个或数个奸杀伤害女童女性的杀人犯，最终却被免死或免于严惩，包含如此令人恶心要素的类似案件不只德州这一起。近期舆论争论很大的还有福建惠安强奸4岁幼女案，罪犯只判四年半，可法官却认为是重判。还有广西10岁“百香果女孩”杨晓燕被奸杀，凶手被认定自首判死缓。

在这些案件的判决上，法官也许认为是依法判决，问题是这些专业判断全部受到民众的质疑，不被社会所接受。这种情况下，理性的做法不是否定社会的情绪，更不能将民众的意见归结为“不专业”，然后心安理得地拒绝，而应该反思这些案件的共性，反省如何以公平正义的判决回应此类案件所激发的愤怒。

德州方某洋被杀案、惠安强奸幼女案、广西杨晓燕被奸杀案，它们的共性就是受害者都是无法作出有效反抗的弱势女性，在身处险境时，很少全身而退，大多数时候无法生还。她们以及由她们的遭遇所指示的群体，必须得到司法最有诚意、最有效率的保护对待，这是法官这个职业阶层对一个脆弱群体的基本承诺。

但社会看到的是什么？受害人的厄运与司法惩处悬殊太大，这种差异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知识来判断，因为法官写进判决书的从轻处罚、宽大量刑的依据白纸黑字，没有一个字能说服有着基本常识的读者。为什么杀人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预交五万赔偿”就能从轻？为什么强奸幼女“认罪认罚”就能四年半徒刑？

11月13日，惠安法院判决了两起奸淫幼女案件，分别以强奸罪判决两名被告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图片来源：惠安法院微信公众号

无论是批评德州一审畸轻判决，还是重提惠安、广西那两起案件，都不是倡导舆论干预审判，而是实在地提醒司法不自知、甚或迷失的举动。惠安强奸四五岁幼女获刑四年半，被惠安法院当作“依法‘亮剑’”“构筑保护少年儿童‘防火墙’”的政绩宣传，这种掩耳盗铃般的自我陶醉绝对不是法治应有的状态。

这些年来，弱势女性作为受害者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肆意奸淫幼女的流氓大亨案充满疑云，恶霸奸杀邻家女孩自首免死，沉陷危险婚姻的女性被虐打致死……具体的犯案过程各有不同，但那些无法自主命运的女性，先是被强奸犯/杀人犯加害，而后被司法漠视。敢问这到底是舆论干预审判，抑或是审判本身出了方向性问题？

山东德州方某洋被杀害、被侮辱的遭遇，再次用令人窒息的案情在公平公正的匮乏之处敲响警钟。对弱势女性受害者的同情，表现在对司法流程及其结果上的不忿，早已是反复激荡舆论场的人民的呼声。改变对女性受难者的司法态度，需要从纠正个案做起，但最终需要的仍是司法的专项行动与彻底醒悟。​​​​

本文作者杜虎，来源自公号：狐度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