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丰县发布”微信公号发布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 情况的调查通报。

通报称：

杨某侠（此姓名为董某民所取）于1998年6月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生活中发现，杨某侠有智障表现，但生活尚能自理。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

2021年6月以来，杨某侠病情加重，在发病期间，经常摔打东西、殴打家中老人和孩子。为防止杨某侠犯病时伤人，董某民暂时使用锁链约束其行为，精神状态稳定后便将锁链拿下。董某民行为涉嫌违法，公安机关已对其开展调查。

联合调查组将对相关情况深入调查，对失职、渎职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处理。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违法行为开展调查，涉嫌犯罪的将依法处理。

无独有偶，曾经一起相似案例，一审被判强奸罪获刑三年，二审改判缓刑！

安徽农民刘华姬与从路边领回家的精神病女子同居13年，被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安徽省亳州中院日前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刘华姬犯强奸罪，但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且对被害人长期照顾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养育多名子女，刘华姬构成强奸罪但可从轻处罚，综合考量判处刘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两审法院认定，2002年，刘华姬在上海拾废品期间，在郊区发现一名精神不正常女子，后将该女子带回位于涡阳县的家中生活。在明知该女子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刘华姬仍多次与该女子发生性关系，并陆续生下4个孩子。生活期间，该女子曾打伤过刘华姬，有暴力倾向，刘华姬遂将其关在家中达10年之久。经鉴定，案发时该女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该案中应评定为无性防卫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4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该规定虽然已经于2013年1月18日失效，但规定中的此项内容一直被司法实践和理论所秉持。

路遇精神病女应报警或报民政部门

刘华姬一事经媒体报道之后，争论激烈。同情者有之，要求坚决惩处者有之。

有网友认为，刘华姬13年前“未经监护人许可带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拐带嫌疑”。

律师丁金坤认为，拐带并非法律术语，刑法只规定了拐骗儿童罪，对于拐骗精神病人没有规定。但刘华姬直接将精神病女子带回家肯定不对，他应该报警或者报告给民政部门。此外，根据规定，与精神病人结婚，婚姻无效；但行为属于民事违法，并非犯罪。

丁金坤称，刘华姬领回的精神病女子没有性防卫能力，只要发生了性关系，即使共同生活并抚养小孩，也是强奸。刑法有预防功能，要震慑那些觊觎精神病女子的潜在违法者。

针对刘华姬的情况，丁金坤认为，因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可以酌情轻罚。

刑诉法学者、律师毛立新则对刘华姬一案颇感踌躇。

他认为，单纯从法律、法理上说，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性防卫意识和性防卫能力，因此无所谓强迫或者自愿，凡是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就应认定为强奸。

但另一方面，刘华姬与精神病女子同居多年还生儿育女这种情况，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机械性地判决强奸罪，从情理上来说不完全合适。

他建议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是刘华姬的目的是为了奸淫，还是收留精神病人；其次，要了解刘华姬最初与该女子发生性关系时，她是否有一定的行为能力。

其他类似案例

沈阳今报2004年报道，单身汉李润路上碰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刘飞后，将其领回了家，此后一直同居，还共同生了一个孩子。因刘飞没有身份证，两人也没登记结婚。

两年后，沈阳皇姑区法院认为李润明知道刘飞患有精神分裂症，没有性自卫能力，但还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但沈阳市中院二审判决认为，李润愿意接纳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刘飞，刘飞也愿意与李润共同生活，在两人共同生活的两年中，李润能够照顾刘飞和她的孩子，两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形成了稳定的同居关系。而且，李润被捕后刘飞一直居住在其家中，并且生下了李润的孩子。李润和刘飞的同居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强奸犯罪。原判定强奸罪量刑不当，改判李润无罪，当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