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国在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拟向两会提交《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提案认为，醉驾入刑未能有效实现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还因此制造和引发了潜在矛盾的社会对立面，应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提高缓刑适用率。

其实，不仅是皮剑龙委员，也不仅是今年，近年的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修订醉驾入刑标准。比如，去年著名法学家周光权提出“醉驾每年让30万人入狱”，严重占用司法资源。

而对于这些修订醉驾入刑的建议，网友很多时候并不认同，甚至提出了激烈的反驳。为什么在醉驾入刑十多年之后，专业法律人士和普通网友之间形成了如此大的意见反差呢？提出修订建议的法律人士又在担心什么？

这还得从“醉驾入刑”这十多年的历程讲起。2008年，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等多起惨烈醉驾案发生，公众纷纷呼吁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推动形成修法共识：当年刑法只能在醉驾酿成惨祸之后做出事后处罚，而醉驾本身只是行政违法。

于是，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规定本身就可以构成犯罪。而且为更好发挥震慑作用，当年宣传时更多强调的是“醉驾一律入刑”。但是，醉驾入刑十多年之后，也出现了很多当时没有想到的现实问题。

首先，危险驾驶犯罪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犯罪”，严重占用司法资源。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案的27.7%。也就是说，醉驾案竟然占到中国所有刑案的近30%。自2019年来，该罪名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罪”。

这带来的问题就是，司法资源被严重挤占，包括警方的办案资源；检察院的公诉资源；法院的审判；以及看守所、拘役所的关押资源。这并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基层司法人员不胜其烦。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醉驾入刑似乎没有起到预定的杜绝醉驾的作用，相反犯罪量仍高居不下。所以，相关法律学者、律师从犯罪治理的角度认为，既然醉驾入刑起不到有效杜绝作用，不如实施更精细的处置，以减轻司法资源压力，也可以减少“一步入刑”之后对当事人失去公职、“犯罪记录挂一生”、“影响三代”的严重冲击，提出的相关建议包括：提升醉驾的血液酒精浓度标准；探索附条件不起诉；明确缓刑适用条件，提高缓刑适用率等等。

但是，相当多的网友对这些建议并不太认同，更欣赏零容忍乃至“一刀切”，他们对于任何对现行规则的放松、从宽、加大自由裁量空间，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些“松动”会成为司法不正当的操作空间，甚至导致“有权势者”不受醉驾入刑的硬约束，而成为司法腐败的温床。

法律代表人民意志。醉驾入刑十多年，成为了“中国第一大犯罪”，很多副作用是当初立法时没有考虑到的，是不是需要调整，其实应该通过更充分的讨论，形成共识，这是开门立法的应有之义。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克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