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要给一个人定罪，都必须经由法院审判，所有的证据和所有的程序，都要接受检验。监委管辖的职务案件，自然也不例外。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对监委收集的证据，讲得明确：第一，证据的性质，属于刑事证据。第二，证据的标准，要符合刑诉法的要求。第三，证据的效力，适用“排非”规则（排除非法证据）。

监察法和刑诉法都是国家大法，其他的文件我就不罗列了，因为我们不是搞学术研究，我们只要基于大法的规定，就可以说职务犯罪案件的录音录像，虽然不随案移送给检察院和法院，但并不等于可以游离在法律监督之外，这是探讨问题的大前提。

这里插一句，不移送的依据据说 在于国家监委法规室写的《监察法》释义。我们不是搞学术研究，我们不必纠结于此，因为第一，不移送就是现状。第二，不移送的释义不是司法解释，但高于司法解释，现状不可改变。第三，不移送本身并不是问题，是有救济程序的。

回到正题。在前面讲的大前提之下，假如职务案件的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冤枉的，陈述是被逼供诱供的，那就意味着启动排非程序，检察院、法院就可以调取监委的录音录像，这个在法理和规定上都不存在障碍。国家监委的释义也说了，可以协商后调取。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出在两个环节。第一个，实践中检察院、法院往往不敢向监委提出来，但是它不会这么说，它给你的官方解释是认为没有必要调取。第二个， 就算真的遇到拎不清的检察官或法官，去跟监委提出来了，监委是不是就得给？如果给的话是给全部还是给一段？如果协商没成，不给，怎么办？释义都没有明确。

监委是政治机关，高于司法机关，这一点本身毫无疑问，国情理当如此，但毛病是这个机构地位的高低，在实际生活中，异化为监委具体的的办案人员大于检察官、法官，个人成了组织的化身，组织成了个人的挡箭牌。

于是在一些办案人员的观念里，他们在谈话室里可以为所欲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阳光照不进来， 既不受事中的约束，也不受事后的监督，办案点成了法外之地。

但是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监委的办案人员肯定是在监察法和刑诉法的约束之下，谈话室录音录像的出发点是证明调查取证的合法性，是为了避免冤假错案而不是为了便于制造冤假错案。

但是，讲大道理在具体个案中没有任何用。于是当事人就只有两个出路，一是在法庭上跟司法机关死磕，其实心里都知道真正主导案件的人不在法庭上。二是走上申冤的道路，所谓上网上访上吊的“三上”，寄望于更高的权力能过问。

但事实上两条路都很艰辛，且希望渺茫， 特别是已经判决的案件，一旦改判无罪，一串人要追责，改判的概率就和彩票中奖差不多。世态炎凉，世上总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谁会站边一个落难之人？

申冤的最大痛苦就在于明知无望仍无法放下，因为它是亲人的自由和命运。理性告诉我们，掉坑里了应该赶紧爬出来，但情感又总是拉扯着我们，哪怕永远停留于此也不后悔。人生的痛苦和愤怒都源于无能为力，我想每个冤案的亲人都有体会。

一个个人，再聪明，再能干，在国家机器面前也是无比渺小的，四十多年前很多人平反也是得益于体制的自我纠错。

当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在全系统开展教育整顿活动，但是否能改变录音录像的调取难问题，实现监察法和刑诉法的更好对接，这个制性的事情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我们的希望在于个案，我们的点不是要指望法庭上播放，而是上级监委能调取基层的录音录像来看一看听一听，能否清除一批滥用职权、违规办案的败类分子，只有办案的酷吏被整顿了，阻力消除了，冤假错案才有可能纠正过来。

悲观主义者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是不怕尝试，不怕失败，不怕失望。滚钉板是没有了，但既然彩票店开门了，买一张又何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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