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到不同看守所会见在押的当事人，发现有的看守所管理，还在沿用一些疫情防控期间的措施，给会见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去浙江湖州市里看守所，离看守所老远就有一道哨岗，有花杆拦截进出车辆。到了看守所大门处，还有一道岗，要求进入者填健康登记表。会见室，钢条框架的隔离栏，用透明的塑料隔板封得严严的，递个材料给另一侧的当事人签字都不能够。会见谈话也得通过扩音座麦，才能听见对方声音。而这些情况，是我几年前办理褚健案在该看守所会见时，所没有的。

我曾问门岗工作人员，国家防疫政策早就改了，为啥在这里还要登记健康状态。对方回答，防疫期间印的健康登记表，还没有用完，所以就一直在用。我也向会见窗口的民警反映会见室隔离栏被封闭，律师会见谈话和签字不便的问题，他们说会向领导汇报。

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会见室隔离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钢条框架隔离栏，是用透明的塑料布密不透风地封住的，还没有湖州看守所那样的扩音座麦。律师会见时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谈话，必须相互凑到很近，才能勉强听清对方的话。如果需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则需要辩护律师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起，转到远离会见位置的一处同样用塑料布封闭住却在顶部掏了个洞的地方，将需要签字的材料递进去，管教接了由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了字再递出来。而这种情况，也是我几年前办理付林案在该看守所会见时，所没有的。

其实，海淀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室，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房间，由每个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一个房间由其辩护人单独会见。在这个看守所，所有被安排会见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都被带到一个大厅中间设置的笼子一样会见区，由律师们在事先登记的一处方形“笼子”外面的位置，会见“笼子”里面的当事人。

“笼子”里面，每个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都在靠近隔离栏的地方接受自己的辩护人会见，背后有管教民警来回巡视。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在那么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同时接受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想要监听其实也难，但作为辩护律师，看到当事人后面有管教民警走来走去，不免还是觉得哪里有些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