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某是某政企客服部门一名劳务派遣制员工，入职不久后发现了流量商机。

2014年2月，樊某与其同事许某商议，通过他人代持股的方式，注册成立A公司，将公司业务“瞄准”熟悉的移动通讯领域，当时互联网正值兴起，不少通讯公司推出了“流量统付业务”。

同年，樊某、许某成立不久的A公司向B通讯公司申请开通该业务，经办理各种手续及端口调试后A公司正式开展该业务。

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樊某等人以6.1折至6.6折不等的折扣转卖流量给其他公司，获利3820余万元。

B通讯公司发现A公司有巨额欠费后进行催收，但双方在资费折扣上存在争议。

2016年3月，B通讯公司向A公司下发催缴函，要求A公司按照正常流量资费的7折支付欠款5330余万元。

A公司则主张双方资费应按照正常资费的1折计算，并拿出了“1折”的流量统付业务合同。

B通讯公司则认为该合同系伪造，坚持要求A公司按照7折合同缴费，围绕“7折”还是“1折”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

2015年5月，B通讯公司选择通过刑事手段解决纠纷，先后向成都市公安局经侦和刑侦报案，经侦认为系经济纠纷不予立案，最终刑侦以合同诈骗罪对樊某、许某立案。

2019年，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樊某11年和许某10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面对这一判决，樊某和许某不甘心，决定上诉。

经过几轮审理，四川省高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樊某、许某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合同中的“1”折系篡改的证据不足。而低价转卖流量，以“1”折合同对抗7折资费，均属于民事纠纷调整范畴，应该是合同履行过程中承担违约行为，合同双方对资费折扣争议是常见的买卖合同纠纷。

2024年8月6日，被羁押七年后，樊某和许某无罪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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