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到刑诉法界最著名的陈光中老先生接受财新的采访稿,还是非常感动的,97岁的刑诉法良心,一直在老成持重地提建议,老先生肯定了这次修改中的亮点:禁止有罪推定。陈教授的观点是,直接写无罪推定,这些原则上的事情很重要,观念的影响是无形的,很慢但也长期有效。
陈先生也重点提出了关键证人必须出庭,要削减法院的权重,因为法院往往用自由裁量权说,我认为证人不需要出庭,因此关键证人就不能出现在庭审。为什么证人出庭那么重要,是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刑事案子,证人不出庭,依据证人及被告人的笔录就定案了。
笔录,对我们做实务的来说,每天要面对的。公安做的笔录,检察院做的笔录,监委做的笔录,这些笔录,多数我们看不到录像。这次刑诉法修改,扩大录音录像的范围,也是进步,但往往工夫在诗外。录像之前,已经威胁过了,或者已经整服了。不可能24小时无死角录像的,合肥吕先三案子中,审讯人员对嫌疑人说,你要上厕所,嫌疑人说,我不想去,因为去厕所会挨打,那里没录像。
另外,证人证言,几乎全部没录像,刑诉法也不规定。而往往,关键的证人证言中的几句话,几个字就能定罪了。有些证人,你根本无法去找,最近有一个监狱里的证人,因涉黑从四川的监狱被调到甘肃监狱,无从查起;有些证人害怕,不愿接触律师。
律师们即便千辛万苦让这些证人出庭了,但目前最高法院关于刑诉法的解释还有,“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并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而其庭前证言又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最高刑诉法解释91条第二款)。
这一条往往让庭审证言流于形式,因为证人出庭如果说了很多,法官会问为什么和之前公安笔录不一样。证人说他们威胁我或者我害怕,是一种合理解释,但你又没证据。而庭前证言,因为公安在做笔录时,通常将与其他人的笔录做成一致。
因此,庭前证言往往会看上去能和其他证据(通常是证言)相印证。最近宣判的顺德宁远喜案就是例证。好不容易法院让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也被证明说谎了,但法院依然采信了庭前证言,因为和其他证言能对上啊,律师白忙了一场。
我们知道笔录是可以裁剪的,你说的,我不记,你没说的,我帮你说了并记录,而绝大多数证人和被告人缺乏认识,哪句话是致命的,哪句话是无关的,这就是刀笔吏的狠辣之处,核心几句话藏在整个笔录里,只要这几句话在,罪就定了。最近一个案子,在取保候审前,侦查人员一定要嫌疑人承认,这笔钱是某公司的,只要承认这一点,主观上职务侵占就很大可能了。
而自古以来,中西法律中证人都是要出庭的,刑诉法中叫直接言辞证据,中国古代叫当面对质,当面锣对面鼓,但现在居然还是死无对证,无从对质。直接言辞证据的原则包括1,公诉方的案卷笔录,对法院认定事实不具有预定效力;2,所有提供言词证据的证人及被害人都应当出庭;3,证人及被害人所作的庭外证言及陈述不具有证据效力(邓子滨著《刑事诉讼原理》页116)。
当然会有一些例外,譬如证人病重等,但直接言辞证据的优势在于:1,法官能够面对陈述者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其情感获得丰富和明晰的印象(就是中国人说的,察言观色,五听);2,避免经过加工而造成证言扭曲(这是常见的);3,为质证创造了前提(见邓子滨《刑事诉讼原理》页117)。
因此,除了证人出庭率需要提高之外,关于证人及被告人当庭陈述,证明力要优先于庭前证言,这个直接言词证据原则,需要在刑诉法中确定下来,否则就还会是笔录定案。正因为有笔录定案,所以就会有威胁,包括刑讯逼供等等,而目前排除非法证据的成功率微乎其微。即便排除了,往往也是不关键的几份笔录。可以说笔录定案,是刑讯逼供的硬需求,“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坦白说,这种笔录定案的局面,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证人出庭率低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从侦查中心主义走向庭审中心主义,是一个要和整个社会国家力量权重比变化相配套的。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证人出庭率不高,但毕竟还是有证人出庭的情况。如果能制定规则,以证人当庭陈述为准,被告人也以当庭供述为准,让直接言词证据可以部分实现,对降低错案是有帮助的。
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如今国力强盛,但也面临内忧外患。任何对改革,都需要寻求寸进及寻求共识。刑事诉讼的现实有进有退,去年的滥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在河北暴家案的惨烈面前,公安部及最高检出台规定,限制了滥用这是好事,刑诉法把这个成果固定下来更是进步。
但对办案机关人员来说,只要有一条缝隙,为了把案子办下来,一定会把缝隙弄大,最后导致滥用。当然,这些滥用也可能用在他自己或者亲友头上,但人总是会有侥幸心理。遇到了也只能自认倒霉。因此,对证人出庭以及当庭证言等等,一定是要规则明确,不留缝隙才能减少刑讯逼供,进而减少冤错案。
刑诉法修改的进退,关系到每一个公民,但真正关心的人,除了学者、律师、刑事司法人员外,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往往是经历过家人或者自己切身之痛的人,这些人占比例是少数,但绝对人数不会少。社会的进步,通常是二三子推动社会风气而改变。以玄学而言,司法公平,关乎社会的怨气戾气轻重,以现代话语而言,是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关键之一。
这些刑诉法修改基本定型,改变笔录定案,恐怕只能留待下次,或最高法院修改司法解释时,仍可以期待有所进步。朝野需要良性互动,倾听民间呼声,如同这次指居改革一样,不能置之不理。这样龚自珍在《尊隐》中的担忧就不会发生:“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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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斯伟江∣刑诉法修改建议:改变笔录定案,确立当庭证言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