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证人，四名律师，因为同一起“伪证案”被采取强制措施，抓的抓，关的关。这在刑法第306条的大棒出现十四年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2011年6月14日，广西律师杨在新等四人先后被北海市公安机关刑拘或监视居住，理由是四人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的过程中，有教唆、引诱当事人和证人作伪证，从而推翻检方口供，致使案件审理工作陷入僵局的行为，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类似的话，是不是很熟悉? 北海警方到底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使得他们全然不顾刑事诉讼法即将大修的背景，一意孤行？

   律师作伪证，属于藐视法庭的范畴。在法治国家，严格区分控辩两造，攻守双方的任何证据只要不是故意提交到法庭上来浑水摸鱼、混淆视听，都不存在妨害司法的问题，更不会构成藐视法庭罪。因为法庭的主要职责，即在于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将其公开质辩，孰真孰假、有效无效，最终由法官或者陪审团裁决。在这种思路下，控辩双方无不拼命搜集证据，甚至不择手段去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再取舍，最终呈堂。

    前段时间刚刚审结的纽约警察涉嫌强奸一案中，因指控证据偏软，检察官甚至给被害人出主意，让她携录音设备到警察局找涉案警察，录下两人对话后提交法庭。

    而在广西北海的这个案子中，原故意伤害致死案开庭至今虽已九月，但却依然没有宣判。没有宣判的原因，正是由于指控证据不足，无法排除疑点。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最需要的莫过于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尽可能多地收集并提交证据，帮助法庭厘清事实，查明真相，作出裁判。如果穷尽一切可能后，仍然不能得出有罪结论，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应当宣告当事人无罪。

    这就引出了本案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在故意伤害案本身尚无结论的情况下，如何证明四名律师的行为妨碍了司法活动？或者简单点说，令该故意伤害案的审判工作陷入僵局的，到底是警方的侦查过程有问题还是律师提交的证据有问题？律师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调取并提交新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确实会给法庭审理增加一定的工作量，然而这恰恰正是辩护制度的价值所在，属于司法活动的题中之意。假设律师提交的信息为真，则能帮助法官查明事实，避免发生冤假错案；倘若律师提交的信息为假，法庭只要裁定不予采信就可。除非辩护律师明知为伪证依然故意搅局、欺瞒法官，才会涉及法律责任。

    其次，本案与其他律师伪证案最大的不同，在于原案系一起共同犯罪案件，由于涉及多名被告人，因此又卷入了不同律师事务所的多名律师。北海警方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既要有证据显示律师们各自故意作了伪证，又要有证据显示这些律师之间存在共同的故意作伪证的行为。总不至于仅仅因四名律师都做无罪辩护，就断言四人都是作伪证吧。 因此不难想像：假使警方的指控成立，本案将会是影响极其严重、后果极其恶劣的律师群体藐视司法正义的典型；反之，倘若不成立，又将会是影响极其严重、后果极其恶劣的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典型。如此事关重大，伤筋动骨，北海警方怎可不查？

    再次，说到北海警方，他们本身作为故意伤害案的侦办机构，案子是不是办得下去，会不会办成错案，办案过程中有没有刑讯逼供问题，与他们有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与其说四律师的行为“致使案件审理工作陷入僵局”，不如直接说是使警方乃至公诉机关的检控工作陷入僵局。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实是很超脱的，证据够了就宣告有罪，证据不足就宣告无罪，即使错案追究，也是公诉和侦查机关的问题。

    律师伪证罪的要害就在这里：当警方将饭做成夹生的时候，只有辩护律师有职责、有权利、有义务将夹生饭的问题指出来。吊诡的是，当律师指出饭是夹生的以后，居然还是由做饭的人来自查和追查夹生饭的责任问题。

     跟过往的案子相比，律师的自我保护意识无疑增强了不少。杨在新律师在对证人进行调查时，不但做了笔录，还同步录了音。故意伤害案是否成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指控四名律师构成妨害作证罪，却有大大的问号。如果警方有在法庭之外控制证人的权力，如果律师伪证罪的立案不实行异地管辖，如果辩护律师必须代替法庭审查并保证证据的真实性，那么，北海四律师案，顶多是空前的，而决不会是绝后的。

 （作者系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