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过去多年却仍没有定论，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至今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案件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为避免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聂案早该到来的正义和公道，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六十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人民网9月14日）

事实上，这六年来，法律界和传媒界为聂树斌平冤洗白的呼吁从未停歇。记者赵凌长年跟踪“聂树斌案”，先后为《南方周末》采写五篇报道，为延续舆论对聂案的关注起了关键作用。遗憾的是，再审程序仍迟迟未予启动。2005年4月，聂案曝出“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聂案重新调查。其时，河北方面对全国媒体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这个承诺始终未兑现。2009年11月11日，赵凌又一次在《南方周末》发表聂案报道。与以往的积极和期待不同，这篇题为《“聂树斌案”翻案渺茫》的报道充满了深深的失望。

从事实和法律上看，启动再审应无争议。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负责此案侦查的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迅速将嫌疑人聂树斌抓获。经过二审后，河北省高级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有期徒刑15年，以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1995年4月27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聂树斌的冤死有其时代背景。其时，律师广泛不受待见，律师行使辩护权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1995年正是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前夕，有罪推定、疑罪从有、流水作业、偏重打击、刑讯逼供等，仍是刑事司法的常态。相信聂树斌冤案的发生，既有来自上面的破案压力，又有来自公检法兄弟单位的通力“合作”。

但到了2005年，真正的凶嫌突然出现。一位叫王书金的在押人员交待称，曾在河北省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将王书金押回，并带其到所供述的作案现场进行指认。王的供述和指认，后来证实与当年聂树斌案中的犯罪事实高度一致。

真凶落网日，应是冤狱昭雪时。就像当年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一般，都是“被害人”死而复生回到家乡，才让村民们真正认识到佘祥林、赵作海身上所背负的冤。

这一年，离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已过去了9个春夏。那次被各界赞誉颇多的修正，也已施行了9个春夏。在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等大旗下，我们实在找不到拒绝为聂案平反的理由。惟一的理由就是，当年的办案人如今还活跃在当地政法机关，有的甚至担任要职。若是聂案平反，必伴随着一系列问责。

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撇清与一起冤案的关系，拖延就成了关联人物自然而然的选择。既然已经不能期待涉案法院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矫正自己，吁请最高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就是可行而又合乎法度的选项。从1994年到2005年，刑诉法已然换了新妆。难道现在仍要坚持有错不纠，有冤不雪，有法不依？

事实上，聂树斌案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刑事司法进步的一块试金石。对于民众和具体的受害人来说，他们期待的进步不仅停留在法条的变化，更在于一案一正义的达成。司法公正的冤魂正在聂树斌的坟头游荡，最高法院无权“保持沉默”。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对于具体的当事人，以及正在流失的司法公信来说，迟来的正义也好过没有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