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正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广泛征求民意阶段，这部刑事诉讼基本法，从立法宗旨到侦查、辩护、诉讼、审判各个环节，都面临一场大修大改，尽管不少细节仍受诟病，但终归朝着“保护人权”的方向迈进。然而，聂树斌案的再度被关注，让这部法律处境尴尬。

　　聂树斌，16年前因强奸、杀人罪被河北法院执行死刑。10年后，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一位名叫王书金的罪犯供认，当年发生在那个地方的强奸杀人案，他才是真凶。随后，被判处死刑的王书金上诉，理由之一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人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

　　一位已经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能够站出来交待罪行，为另一名无辜的死者洗冤，如此性情，恐非常人所易见。然而，与之形成迥然对立的，是当地法院的态度：整整4年过去了，既不对王书金的上诉做出宣判，也不启动对聂树斌案的再审，家属和律师苦苦追问，就是不给答复和说法，甚至法院的大门也闭而不开，学者的连年呼吁也得不到任何回应。

　　日前，在刑诉法面临大修之际，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律师召开研讨会，联合呼吁尽快再审聂树斌案。无疑，聂树斌案已经成为横亘在刑诉法面前的一个障碍，不搬开这个障碍，法律的尊严无以维护，公众对正义的信心必将损害。

　　首先，王书金的上诉，整整4年不宣判，这是对刑诉法有关审判时限规定赤裸裸的违反。刑诉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特殊情形的，可以再延长一个月”。请问：哪一条法律，允许一个案件4年不宣判？

　　据报道，王书金的律师多次与主审法官联系，法官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含蓄地表示，此案不是合议庭能够决定判决结果的。”请问：合议庭不能决定判决结果，那谁能决定？难道法官之上还有法官，法院之外还有法院？如果法官不能决定判决，审判时限又是一纸空文，还要刑事诉讼法何用？

　　再有，聂树斌案4年不能启动再审，同样是置刑诉法于有法不依的尴尬境地。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王书金明确提出当年的案子是他做的，且不论这个证言是否真实、可靠，仅此证言的提出，就足以启动再审程序了。这属于新的重大的直接证据，一旦被核实，聂树斌案认定的事实可能完全被推翻，法院据此再审可以说合理合法，不存在任何障碍。可是为什么一个不存在任何障碍的事情，就是做不了呢？是谁在阻碍法官办案？

　　第三，对于法官办案，刑诉法也规定了一些监督程序，比如，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而对于法院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同样具有监督的权力和责任。

　　然而，聂树斌的家属和代理人四处奔走了整整四年，没有一个部门明确站出来给一个有力度的回应，不管是法院，还是检察院。甚至法院的大门都不让进入，也不给听取意见的机会。请问，检察院到底还要不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法院还要不要遵守刑事诉讼法？“司法为民”的承诺还要不要兑现？

　　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法，是追究犯罪、保障人权的母法。当下的修改，举国关注。但是，法立的再好，如果得不到遵守，又有何用呢？

　　最后，聂树斌案这个“可能的冤案”，同样对刑诉法的修改提出了重大挑战。此案发生于1995年，当时的法治环境仍然相当落后，多年的“严打”让司法机关养成“重打击、轻保护”的习惯，普遍“重口供，轻证据”，刑讯逼供还比较普遍，“从重从快”的司法政策深入人心。不少冤假错案就发生在那段时间。

　　16年后的今天，保障人权入宪，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启动的刑诉法修改，必然要对那时的弊病进行纠正和预防。而聂树斌案无疑是一个值得剖析的样本。

　　学者们提出将“保护人民”改为“保障人权”，将沉默权写入诉讼法，进一步严格约束警察讯问时间，严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大律师对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这些无疑是防止“聂树斌案”的治本之策。而如何保障法官独立判案，公众有效监督法院和检察院，显然还需在诉讼法修改时好好费一番脑筋，以确保冤案得到平反。另外，纠正聂树斌案中，家属都看不到判决书、拿不到判决书的荒唐状况，也需要在诉讼法修改中进行考虑。

　　当前，公众最担心的一个结果，是聂树斌案再审还没有启动，王书金已经被执行了死刑，一旦如此，最关键的证据丧失，聂树斌洗冤就真的永无期日了。让我们以维护正义之名，共同呼吁聂树斌案再审，共同关注刑诉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