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连日来，浙江永康市发生“大规模嫖宿未成年女学生”事件引人关注，当地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目前当地警方给出的案件性质为“嫖宿”。由于已公开的案情信息极为有限，该案中受害人有没有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还不得而知。尽管如此，网民的担忧早已蔓延开来，其中最核心的忧虑，就是害怕嫌犯借助“嫖宿幼女罪”逃脱严惩。

　　这些声浪并非杞人忧天。依现行法，嫖宿幼女罪的罚则是“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强奸罪的罚则区分基本刑和加重刑，基本刑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情节严重的，应处加重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刑法又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罪论，从重处罚”。综合看，奸淫幼女的刑罚较之嫖宿幼女，要重得多。

　　不同罪名的刑罚各有轻重，准确定罪就成了此类犯罪能否实现“罪罚相当”的前提。而偏偏在罪名适用上，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又自相矛盾，难以调和。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侵害的主体一致，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也几乎重合。嫖宿无非强调嫌疑人对性交易存在“购买”行为。但由于幼女缺乏对其性行为的支配权，即便幼女接受了嫌疑人给付的“嫖资”或财物，从而“同意”发生性行为，也应推论这种“合意”不成立。这和一个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幼童将家中的iPhone手机换来了一粒糖果，是一个道理。

　　既然幼女并不拥有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意志”，那么只要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即视为强奸。这也是1997年刑法修订前，中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奸淫幼女的一般理解。

　　经1997年刑法修订而确立的“嫖宿幼女罪”，越来越显示出其失误之处。“嫖宿幼女罪”的成立，等于确认了未满14周岁的幼女也拥有性行为的支配权，同时也相当于将被“嫖宿”的、未满14周岁的幼女视同为妓女，不客气地说，这是立法的耻辱。

　　近年来，“嫖宿幼女”案时有可见，陕西略阳、贵州习水、浙江丽水、福建安溪等地均有类似案件传出。这些个案不断冲击社会的伦理底线。作为这些案件相关舆情的伴生物，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吁也一直未曾停歇。再看“两会”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每年也有相关建议。舆论喧嚣中，社会共识逐渐形成。

　　对这样一个拥有极高社会关注度的公共议题，建议立法机关启动先期调研和修法草案的征集工作。至于废除“嫖宿幼女罪”是否可行？如不可行原因何在？如可行却未列入修法计划，其阻碍又何在？这些公共信息理应及时披露，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