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探讨中国反腐问题。该评论旁征博引，称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腐败，民主也无助于腐败问题解决。并称中国“腐败痛苦感”突出是因为腐败跟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深入人心有关。文章呼吁民间要理解中国的适度腐败，不要举国坠入痛苦的迷茫。（5月30日环球网）

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被宣布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无疑是党和人民反腐败斗争的一个胜利，本是一件快慰人心、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事，却被环球时报评论为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环球时报为此而莫名其妙地引出“腐败痛苦感”的概念，并且劝告“不要举国坠入痛苦的迷茫”，为此开出令人捧腹的灵丹妙药——“允许中国适度腐败”。

环球时报鹦鹉学舌“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之后，例举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可是，为什么不例举中国的地区——香港、澳门、台湾呢？为什么不例举亚洲的另一国家新加坡呢？固然“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腐败”，可是哪个国家的民众允许自己的政府“适度腐败”了？无论是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还是印尼、菲律宾、印度，那里的民众允许政府“适度腐败”了吗？

反腐败斗争，与追求社会公正一样，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奋力追求公正，可能会得到相对公正或者说不是很不公正的社会状况；如果放弃追求公正，则公正的价值观念必将式微直至当然无存。反腐败，只有零容忍，才有可能得到一个相对廉洁或者说是不太腐败的政府；如果适度容忍，允许“适度腐败”，则必将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最终腐败滥觞，百孔千疮，不可救药。

度，可以成为量词，可以成为量变到质变的过渡或者边界。适度，就俨然成为模糊词了。什么样的度，叫“适度”呢？即便当下，为官者贪污腐败受贿索贿多少万以内，就叫“适度”而不追究刑责呢？坊间传闻，二十年前，五千以内不追刑责，后来很快，二十万以内的，检察院一律来不及处理。这个“适度”的话语权，固然可以牢牢掌握在环球时报手中，然而这个“适度”的决定权，恐怕最终还是掌握在有机会贪污腐败受贿索贿的人手中。

环球时报还暴露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照此类推，因为彻底消除吸毒贩毒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适度吸毒贩毒；因为彻底消除强奸幼女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适度强奸幼女；因为彻底消除盗窃抢劫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适度盗窃抢劫；因为彻底消除赌博传销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适度赌博传销；......何其荒唐！

官员腐败的直接受害者是老百姓，从利益驱动机制来看，最积极反腐败的是利益受损者老百姓。作为社会的独立力量媒体，本应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瞭望者和守夜人，本应成为老百姓反腐败的同盟军。而环球时报却软化百姓反腐斗志，甚至罔顾事实为腐败鸣冤叫屈，说什么“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说什么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完全是奇谈怪论，不值一驳，姑且留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