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2020年2月9日注：2020年2月8日晚在公众号刊发此文，9号早上刚到1万访问量的时候就被删除了：“你好，经审核，发现此公众号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 违规消息“斯伟江：再谈武汉八位“造谣者” 警方红线在哪里？”已删除处理，请遵守规范，让我们共创健康绿色的运营环境。如有异议，可发起申诉。”现在好象全网仅在此处可浏览了，希望本文留存的时间再长一些。

肺炎正月围城，全国都在检讨反思，很早武汉8名网友已经爆料，但被公安警告训诫，封口乃至封城。网络流传一个段子，就是有热心人士说：要是上帝让我能穿越到过去，我一定会把现在的情况报告给公众，不至于发生那么大的传播。结果旁边有人说，不会有用，那时平安武汉会发布另一条微博：9人因传播不实谣言被抓。昨日，武汉公安局面对舆论压力说，我们对8名肺炎爆料者的处罚，只是训诫，警告等，没有拘留。然而，警方并没有因此道歉。北青报的北青深一度，采访了其中一位爆料的医生，从报道看，医生无非是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然后，大众基于公共安全，将内容转发出去，医生被武汉警方传唤，警告。目前看来，武汉警方这样的行政处罚，显然是错误的，应该自己撤销，纠正，并对8名吹哨人道歉。

我国宪法没有专门的《权利法案》，来规定公民权利，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但这种泛泛的规定，最终落到地上，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规定所缩减，这个全世界都一样，言论自由不是没边界，是老生常谈，但边界必须清晰的，否则人人自危，公众的知情权将被严重克减，社会也将失去活力，甚至处于危险之境。我国法律规定了不少言论违法犯罪，如煽颠罪，宣传恐怖极端主义罪等。但真正常用的，系武汉警方所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十五条：（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以及我国刑法第293条之寻衅滋事罪：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最高法院2013年的司法解释，将其扩大到网络上。司法解释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015年又修正刑法，增加了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法律所谓造谣传谣的法律处罚，何等严厉。

武汉的案子，是真正的黑白分明，因为事后纸包不住火，真相大白，武汉封城，因此，8名爆料者，非但不是造谣传谣，而是民众眼中的英雄。在抗击肺炎战役结束之后，相信武汉警方会撤销训诫，并正式道歉。或许目前警方重点，是在防疫。其他地方的警方也没有闲着，各地对所谓传播谣言者的处罚，此起彼伏。是否是谣言，大部分传言事后是容易甄别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法律对警方使用公权对付所谓造谣传谣，是有两条很重要的红线的，不能跨过红线，否则是滥用职权。

第一条法律红线，是否有证据证明言论引发了公共秩序混乱？域外法律，美最高法院曾立了一个清晰的标准，就是言论是否引发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如在电影院里造谣喊着火了。根据我的印象，美最高法院后有所调整，但没有离这条测试（test）太远。根据美国执业律师老中提供的案例，在民众对抗警察执法时，一般的对抗性言论是允许的，但煽动围观群众暴力对抗，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我国最高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制定者，也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说明，什么是网络谣言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标准：“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组成部分，行为人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在导致网络秩序混乱的同时，往往会导致现实社会公共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见戴长林《网络犯罪司法实务研究及相关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按照这个解释，中国的言论构成犯罪或扰乱公共秩序，是在网络上造谣传谣，往往会导致现实公共秩序混乱。因此，必须有证据证明，现实公共秩序被这个言论扰乱，这个标准，其实，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差不多。同理，《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也必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才够罪。将三者归纳一下，就是警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言论对现实的公共秩序，造成了即刻的危险和混乱，如电影院里喊着火，肯定会出现混乱，也是很容易证明的。如散布疫情谣言，导致现实中的混乱等。划一下重点，就是证据证明，言论引发即刻的现实混乱。

第二条法律红线：是否故意传播虚假、违法的信息？法律上对行政和刑事处罚，还有一个处罚的阻碍红线，就是故意造谣或者明知传谣。以武汉的八个被处罚者中的医生为例，他是专业人员，在一线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的结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造谣，因此，即便当时没有被国家实验室确认，但医生描述的情形是一手的，是客观的，不存在故意造谣。光凭这一点，就受法律保护。有时，这个公民看到的是一面，另一个看到的是另一面，但不全面不等于虚假，更不等于违法，都公布出来，信息就全面了，医生所发布的，也不是诈骗、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明显违法的信息，反而是有巨大社会公益价值的信息，所以，是吹哨子的英雄，而非违法犯罪。同理，一般民众，对微信上传播的消息真假，也缺乏足够的甄别能力，因为信息不周全，也无从取得足够的信息来判断真假，因此，很难认定明知是谣言而传播。谣言往往是止于信息的公开流通，如对政府的谣言，可以通过政府及时公开发布信息来平息谣言。信息足够了，相信人有足够的理性来判断，哪个是谣言，哪个是真相。民间的吹哨子未必全面，但更快捷；政府的一锤定音可能考虑周全，但有时难免滞后，民间与政府，可良性互动，而不可偏废。如果政府经常通过发布真实消息，政府的公信力会提高，反之，通过警方抓人来平息所谓谣言，最终会发现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反而会损害政府公信力。警方确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重器，但不是包治百病的神医。

总之，以保护公共安全为由管制公民言论，不可逾越这两条法律红线，否则不但侵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也阻碍了公众的知情权。

政府需要对不同的言论有足够的宽容，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各种危险，远远超过以前，环境污染，工厂爆炸之类的新闻不绝于耳，这次疫情，更是远超民众想象。新闻记者，公众人物，知情人士，其实不仅仅是危险来临吹响哨子的吹哨人，也是长夜漫漫的守夜人。目前警方对某些言论的不宽容程度，远远超出想象，有的甚至是网上骂一声警察，都要被拘留。看上去很威风，但事实上，对这个职业积累的风险是在增加的。没有一个职业，可以确保没人辱骂。因为，公信力或者爱戴，是靠自己言行挣来的。譬如我们律师界，也有很多骗子，警察里也有很多靠谱的人，但让老百姓连骂一句也不行，最终是古人说的，不敢言而敢怒。这样的不宽容，导致社会的乖戾之气，日渐一日，不仅是民众，还有公权。

政府的公信力同样重要，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要求高了一点，但我们的政府也不能以自己喂饱了民众而自豪，殊不知，自己乃是被纳税人所供给的。民主不是为民做主，乃是民有民治民享。善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全体国民，积累点滴努力，需要反思历史，倾听民意，改进制度。如果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我们都没有足够反思改进，那真是比这次疫情还要惨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