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3演讲录音整理）

【学生主持人：法学院11级硕士生李源】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第24期“洪范学术论坛”！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著名法学家、博士生导 师范忠信教授在时隔一年半以后又回到中南大，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演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范老师。【工作人员献花，热烈的掌声】

作为承办方，我们法学院研究生会、学生会也为范老师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纪念品，请同学们为范老师展示一下。【围坐在讲台地板上的同学站起身，展示横幅：范老师，常回来看看，我们想念您！】横幅上写的是，亲爱的范老师，常回来看看，我们想念您！下午很多同学在上面签名了。【再次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今晚的嘉宾主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景良老师；今晚的评议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武乾老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韩桂君老师。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今晚的嘉宾主持陈景良老师。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这样一种热烈的场景啊，让我产生“嫉妒”之心。看到了对面的一首诗【现场同学回头看后墙】，我更觉得范忠信了不得，“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我说同学们啊，范忠信老师就不用我介绍了，但是你们把范忠信捧得太高啦。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啊。人从高处下来，会黯然神伤；水从高处下来，才会神采飘扬啊。

同学们，在忠信教授开始讲座之前，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话，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范忠信离开中南之后，是否心怀天地之忧呢？我也要问一下范夫子：有没有天地之忧？【范忠信教授回答，有】你忧的是什么？这个讲座，忧的是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有什么之忧呢？忧中南吗？忧同学们吗？【范忠信教授笑答，忧，忧。】过去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范忠信，忧天忧地，忧这个晓南湖，还忧我们的法制建设。我在这里要给他泼一点冷水：夫子之忧，乃学问之道也，务不要把它当做是自己真正的生命之追求，否则会伤身的。那么，我这里想说一句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话。大概是说：人，在最完美的时候，它就是最优等的动物；但人一旦违背正义和程序，他就是恶魔，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武器的不正义，是人类最大的危害；人天生下来便带有各种武器，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后面我再给他加一句，身居高位之要人，怀有各种利器，一旦远离了正当的程序，无论他是善良还是怀着其它的什么动机，都将对人类社会的幸福带来灭顶之灾。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恰恰是从事我们法史研究的范忠信教授。他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教授之一。我常常感到很惊讶，贺卫方是外法史，童之伟是宪法学，他范忠信一个研究孔孟之道的人何以去忧现在的重庆模式呢？究竟有何道理，我们请范忠信一一道来！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范忠信教授演讲】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晚上好！【掌声】

首先感谢陈老师对我的质疑。陈老师说我常怀有天地古今之忧，其实这是先给我泼一盆冷水。这盆凉水让我头脑更清醒地反省重庆模式；如果要是泼的是一盆热水的话，等一会儿我的反省错误就会更多。【笑声】

重庆模式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特别话题。陈老师刚刚问了，法律史的人为什么会特别关心这个，好像这不是我们法律史的任务，好像应该是民商法、经济法、宪法、行政法、刑法的学者他们的任务。但是我认为，法律史的人感受最深的是历史的变化。我们感受着历史，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我们正在写着历史。我们法律史的人，这种要见证历史、要记录历史、要讲述历史的愿望，比所有的其他专业都强烈。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样的话题，要写这样的文章的原因。

如果按照陈老师刚才很精彩的批评，也可能是我们“修炼”的程度还不深，“修炼”不到家，道行不深，所以就老想着现实的、眼前的这些很热门的政治问题。大家看到，中国的法学界，对中国的法治紧迫问题，现在讨论得比较多的常常是法律史学者和理论法学者。反过来呢，那些部门法的学者，更多地关注部门法的改良。他们做的工作也许更重要，更紧迫，更具体。而我们做的工作呢，这么说吧，这工作要是我们不做，别人也不屑于做，不愿意做。所以我们做一个别人不屑于、不愿意做的工作。

好，我今天回到母校做讲座呢，让我想起来一年半多以前，我也是在这儿讲过的一个“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的话题。那个话题和今天的话题有相通之处，都是从当代中国法治的严重困境问题入手。那么为什么我们法制史的人要这么考虑问题呢？我就说，我是一个法律史学者，我想忠实地表达历史、研究历史、记录历史，我要做历史的见证人。我想在我九十岁的时候，写回忆录时候说，对当时那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曾经思考过、我曾经总结过、我曾经反省过。我作为一个研究法律史的人，我把写历史当做我自己的使命，我没有仅仅当看客。景良老师刚刚可能是在批评我，可能是问我，你有没有一点儿人文关怀？也就是问：你在讨论这些问题之余，有没有一点儿经国济世、忧国忧民、参天地赞化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种感觉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士大夫的感觉，那整天想着的就是功名利禄，想着的就是自己的荣辱。那么，现在在这里，我想正式向景良兄和各位同学汇报：两种考虑，曾经斗争过、交织过；多数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记录历史的感觉，比那个功名利禄的感觉还要稍微强烈那么一点点。当然，你要说功名利禄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那我就不是人了。所以有肯定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笑声】

像政治事件反省这样的话题，大家知道，风险很大。我去年四月二十号在新浪开微博。开博两天以前，李庄案第二季被重庆正式立案，就是重庆市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李庄几年前的漏罪。起诉以后我就开微博。我发了两条微博，说李庄这个案子，重庆又开始对他罗织罪名，玩弄法律。这个微博一发出去，立马引来几十条痛骂，说我是黑社会一伙的，说我是黑心律师，说我是汉奸，说要组织锄奸团除掉我。吓得我马上就不敢再说话了。【笑声】然后一直等到十一月二十号，看看前面比我说话还厉害的人也还没被除掉，我胆子又大起来了，又回到微博。所以从去年十一月二十号回到微博以后，几乎每天都要写一两条。当然有时候如果气氛很紧张的时候，我就写少一点。【笑声】因为毕竟如果马上被抓起来，后面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后面还想跟陈老师、武老师、韩老师他们讨教的机会没了，那也不好。所以今天我还能在这儿讲这个话题本身就表明，我是一个温和的批评者、温和的改良主义者，是一个胆儿小的、怕事儿的反省者。我保持这一种姿态，也可能会有同学说，你名不副实，别看你在那个地方看着好像很英勇、很有种，但你不敢当烈士。我告诉各位，我真不敢当烈士。我只敢当那种躲在人群中的，就是一大堆人群中，当看到有严重侵害行为时，在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住手”的时候，我会加入喊“住手”助威的行列，但是我一般不敢第一个站出来与犯罪分子搏斗，我没这个胆量；但是在人群中第一个喊“住手”的胆量有时还是有的。【笑声】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相当于喊“住手”那一声，所以我也想向在座的各位讨教。

在正式开讲主题之前，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同班同学陈景良教授。陈景良教授是我们学校里面少有的“士大夫”气质很浓很浓的学者。他思考问题都是用文言文思考的。【笑声，掌声】你们有机会也要向他讨教。因为他有时候生活在现代，有时候生活在宋朝。【笑声】他是用宋朝的那种思考模式和工作模式在跟我们交流。所以有时候我跟他在一块儿啊，我也感觉到我这个人太现代、太世俗，所以回来这几天，我感觉我崇高多了。【笑声，掌声】

提纲与思路

各位，今天我想给大家汇报的是关于“法治追求与重庆模式的教训”的反省心得。这个题目，我此前在杭州讲过两场。其中有一个学校的党委宣传部的老师在审查这个题目的时候说，中央还没有定论，能不能讲这个题目啊？范老师你自己斟酌。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叫我来讲，我又只准备了这一个题目，其他题目都讲过了。他说，那能不能改一下，改成“法治追求与最近几年个别地区模式的教训”？【笑声】我说可以，只要你让我讲就可以了。所以后来就改成“最近几年个别地区”，后来我又把这“个别地区”改成了“山城地区”。【笑声，掌声】

好，大家看到，中国的法治最近几年出现了这么一个特别的历史镜头、历史场面，这个场面我们把它称作“一部惊悚的历史大片”啊，应该不为过。全世界各国，所有的世界上比较大的、比较文明的国家，很少见到我们这样一种跳跃的、震撼的历史大片儿。就是说，你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你想看到中国这样的镜头、这样的场面，想当这样的历史见证人，你都没有机会。所以在座的各位很荣幸、很幸运，五千年文明史把你生在这儿，让你有机会见到这一个历史大片儿。所以我们是历史见证人——将来你对你的子孙后代能自豪地说，当时那个场面，我见过，我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参观者、见证者。

那么这样一个大事出来了，我想如果要真反省的话，就应该反省这么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重庆模式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也就是旨趣、原理和机理是什么？第二个就是，重庆模式对我们的法治事业有哪些真正的、根本的伤害？当然可能有人说重庆模式里面也有些不错的地方，但那是另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要反省：一场“小文革”在“局部地方”回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第四个问题就是，中国要走出这样“文革式”恶性轮回或恶性循环的“法治”出路何在？法治也许是走出轮回的最好办法，那么我就把关于这个出路思考的具体想法说来。最后一个就是，普世价值与中国国情，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路径上是个什么关系？我想应该反省这五个问题。当然，这五个问题太大了，太严重了、太严肃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力气。那么，我想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都是高手。你们要在这五个问题里面，每一个问题分成十个小问题，每一个小问题写一篇百万字的博士论文都可以，因为这是我们中国法学人的最紧迫课题。

那么，我今天的汇报，因为时间关系，无法按照上述五点思路分析了。简化一下，我想分成现在这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历史变局做一个说明，把重庆的这个历史变局的特殊性、戏剧性，那种蒙太奇的属性，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二个就是重庆模式或者说重庆经验，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它到底是个什么效果，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是唱红打黑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理在操作。第四个就是重庆模式对我们的法治事业有哪些危害。最后是，走出“文革”的出路在哪里。

一、奇异而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变局

我向大家汇报的第一个问题：一场奇异而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变局。跟各位一块儿来反省。

惊悚历史大案

我想我的投影上这一段话，就足以拍成一部好莱坞大片。这样一部大片儿，假如将来上映的话，一定是全球最叫座的，票房全球第一都没问题。这段话是网上有人总结的，说：“一个新加坡的女人杀了一个英国商人，然后一个中国的公安跑到美国人那里去报了案，结果由九个美国人的亲属开了一个会，决定把一名哈佛大学留学生的家长给抓起来了。”【笑声】看懂了没有？“一个新加坡的女人”就是薄谷开来同志，“一个英国商人”就是尼尔伍德同志，哦不，他不一定是“同志”。【笑声】“一个中国的公安”就是王立军同志，他跑到美国领事馆去报了案，还把重要证据材料交美国领事馆保存起来。然后中央政治局的九个常委在一块儿开了一个会。因为好像说他们都有亲属加入美国国籍，所以是“美国人的亲属”。然后他们开会决定把一名哈佛留学生的家长抓起来，这就是薄熙来同志。那个留学生就是【学生回答，薄瓜瓜】。对，大家都已经解读好了，看来电影不用拍了。然后有人说，这个案子啊，有点像冰山一角，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好像一座冰山上面坐着一个美女，端着一个酒杯，身边散落着007的特工器材，身边还漂浮着一具英国男尸，远处奔来的是来破案的中国国安、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情局FBI。大家看，这样一个复杂的场面，人类有史以来真的很难见到，各位真是幸运，让你们碰到了，所以我建议各位回去赶快回去写剧本儿，谁的剧本儿写得最好，谁的卖价就最高。【笑声】

“文革”历史与重庆事件

那么，大家来比较一下，“文革”和重庆。大家来看看，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是个“大文革”，重庆模式是个“小文革”，我们来比较一下。大家可以在这两方面画一些连线，我们投影上有个表，不过这个表很简单。大家来看，“文革”是发生在1966到1976年，重庆的事件是发生在2007到2012年，这是时间上做的比较。然后呢，“文革”的主导人物是毛泽东同志，重庆“小文革”的主导人物是号称“山城毛泽东”、“小毛泽东”的薄熙来同志。然后呢，“文革”穿帮亦即导致“文革”破产的人物，是林彪同志，是我的同乡，湖北黄冈人林彪同志。那么，导致重庆模式穿帮的人物是王立军同志。王立军同志的外号很奇怪，也有一个“彪”字，人们称他“王彪子”。因为这个人很威猛，很厉害，就是江湖上讲很有“杀气”，所以叫“王彪子”。然后你看，导致转折的方式都是往国外跑：林彪是想跑到苏联，王立军是跑到美国领事馆。然后呢，影响范围有所差别：前一个是影响全国，甚至影响全世界；这一次是影响山城，或者山城附近的一些地区。然后它们的主题也是相似的：文革的主题是“破四旧，立四新”，“打到走资派”，“大革文化的命”；我们山城的“小文革”是“唱读讲传”、“唱红打黑”。“唱红打黑”内容等一会儿再具体说。然后呢，效果又不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林彪913逃跑了我们都不知道。逃跑了过了半个月、一个月我们还不知道。后来是怎么知道的呢？我那时候听有些老师说：国庆节了，天安门城楼以前老出来的那些人怎么少一个？以前讲，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永远健康，敬祝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比较健康。【笑声】是这样的三句话，我记得是三句话。突然间，报上广播上不再说亲密战友永远健康了！这样才知道，林彪同志逃跑了一个多月了。王立军就不一样了，王立军这个事件头天出来，第二天全国上下都知道了。但是，在全国上下都知道的情况下，我们的宣传部门还要继续在那儿编故事，重庆市委还在那儿编故事说王立军同志“休假式治疗”。从此开始，“休假式治疗”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有的政治名词。所以，景良老师有时候就跟我开玩笑说，你最近有没有“休假式治疗”？我说，我还不够资格呢。【笑声】还有，大家看到，这两个事件中的其他人物啊，也有相似之处。林彪事件的相关人物啊，有他的夫人叶群同志，有他的儿子林立果同志；薄熙来事件的关键人物啊，有他的夫人谷开来同志，有他的儿子薄瓜瓜同志。大家看，后面这些人都有点相似。那么，我建议可以做个具体的比较。今天武老师在这儿，武老师对这段历史很清楚，什么时候武老师写一篇“文革”和山城班底的特别比较的文章啊。

重庆事件的五步变局

好，在我看来啊，重庆的事件的变化有五步，五步变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重庆这个事件之所以有今天这个结局，它有一个从盛到衰、从高峰到低谷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一步，也就是李庄案的第一季，也就是李庄前案，穿帮了。2010年2月9日，李庄案的二审审判的时候穿帮了。这个时候我在海南度假，我当时一看到这个结果，我马上产生一个判断，说中国的历史可能开始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镜头可以永远保存在历史上。那么，头天审判完，第二天我就开始写一篇长文章，叫做《李庄案的伦理与法理反省》。这个文章现在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大约三万五千字。这个文章也是我对重庆整个事件进行全面反省的一篇文章，当然，这篇文章也招来了很多恶毒的咒骂，以至于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我好长时间夜晚不敢一个人走路。【笑声】这是第一次穿帮，为什么穿帮呢？要知道，我以前讲过，那就是李庄在法庭上，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狠狠地扇了一耳光。本来李庄跟公安、法院、检察院私下商量好了，说你在法庭认罪，我给你减刑缓刑，让你实际上不坐牢。但是李庄呢，据说为了表示自己也是一条好汉，也不是没有一点原则的，也想为将来的历史留下一点儿宝贵的资料，他就搞了一点小伎俩，“藏头藏尾诗”。他的那个认罪书里面，六段话，表面上是关于自己认罪伏法的声明。这声明里面六段话，六段话开头六个字连起来就是“被逼认罪缓刑”，最后六个字连起来，就是“出去坚决申诉”。然后这六段话当天报纸一出来，就有记者给他破解了。一破解之后，据说重庆市的公检法非常生气，说李庄你这个混蛋，我跟你说好了你还给我玩儿这个，玩儿我党当年对付国民党的那种手段，【笑声】我们绝对不跟你玩儿这一套。所以在法庭最后终审判决的时候，给李庄判的还是实刑。据说李庄一看傻了，你判实刑，那我不就吃亏了吗？所以他在当场大喊说，你们看看，公检法骗人，他们欺骗我；你们来看看，我并没有认罪，并没有伏法，我是无罪的，我是无辜的，你们要不信就看我那个藏头藏尾诗。然后说，你们不要瞧不起我啊，那藏头藏尾诗是革命斗争的策略。那么这件事，可以说，全世界都是直播的，这个可以说是重庆事件转折的一个标志，是薄熙来命运转折的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中国法治转折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有了这件事，我们才有了今天；要是没有了这件事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机会在这里讲这个话题了，可能各位就会慢慢地回到另外一种体制，那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体制。【笑声】好，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李庄案的第二季，也就是李庄后案，撤诉了。这个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刚才不是讲了，我是四月二十号开微博，李庄案第二季是四月十八号开始审判，我四月二十号开微博，被别人骂了我就不敢说话，结果哟，再过几天，李庄案撤诉了。李庄这个案的撤诉，据说有一个关键环节，大家可能不知道。李庄案第二季审判的时候，据说重庆市委的主要领导，包括薄熙来同志，就坐在法院楼上的那个监控室，据说正看着电视。在他看着电视的时候，据说现场就有上面特殊的人物、特殊的命令指令赶快撤诉。那么听说，这个指令撤诉的消息传到法庭上，法庭然后请示薄熙来，薄熙来最后做出服从中央指令的决定的时候，听说他把手里的茶杯当场摔破了。这就是一个历史转折，这就是李庄案第二季，也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王立军躲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大家看，现在有些爱国的人说，有些中国人一有点儿事就跑去外国大使馆、领事馆，这些人是汉奸。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汉奸”救国史。因为基本上或者是要逃到外国及其使领馆，或是要接受外国的援助，或是要受外国的思想指导，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包括孙中山、黄兴，包括我们党李大钊，包括所有的革命党，都是这样。那么，王立军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有这么几步。现在看来，2月2号调整王立军的工作就是一个转折。本来当公安局长，然后把他转换为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这一个转折，使很多人猜测，重庆要发生重大变化，我当时还说，你们别危言耸听，不可能的。有的同志跟我讲说，绝对要发生重大变化。然后2月6号王立军夜奔到美国领事馆，2月8号宣布“休假式治疗”，2月9号外交部证实。这个就是一整个事件，这个事件是重庆命运的最大的一个历史转折。

好，然后第四步就是温总理定性、薄熙来被免除职务。温总理定性定的是什么？定性的就是，重庆走的是一条“文革复辟”的路线，这就是定性。然后第五步就是英国人这个案子复查，薄熙来被免除职务、中纪委立案侦查、双规。

好，这五步的变化，大家看到，有一个从盛到衰的过程。那么这每一步，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二、重庆模式的具体内容与效果

好，那么下面大家和我一起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重庆模式的内容与效果。我想，大家为什么今天愿意拥挤在这么酷热的一个狭小空间里，来听我的汇报呢，我想是因为大家都特别想了解、想反省这一个问题。大家肯定不是冲着我范忠信而来，也不是冲着陈景良而来，呵呵，我也损他一句啊。【笑声】大家肯定是冲着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重庆模式，我们要反省，到底要反省什么？它到底有个什么模式，它的内容是什么？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请大家跟我一起回顾一下。我认为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看它宣称的目标。按照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宣布的说法，要建设“五个重庆”——畅通重庆、宜居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这五个重庆。大家看，这给我们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五个重庆啊，里面好像就差一个“法治重庆”。平安重庆，不等于法治重庆。应该说，我们讲法治国家，应该有一个法治重庆，这就是薄熙来的致命弱点所在，没有法治重庆。

那么，为了实现“五个重庆”，他们搞了以下措施、几个方面的政策。第一是“唱读讲传”，各位都清楚，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当然这些东西的内容都有限制。唱红歌，就有限制了，唱革命歌曲，唱跟我们党有关的革命歌曲。读经典，读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三表，胡科发，哦不，胡发展理论。讲故事，也不是讲一般的故事，比如说人们想讲点黄段子就不行，必须讲红色革命故事。这个传箴言，传的是红色革命家们留下的箴言。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打黑除恶”，通过打击黑社会、打击恶性犯罪来强化治安，恢复治安、恢复秩序。第三它强调的是“缩差共富”，缩小差别、共同富裕，搞了“民生十条”，“缩差共富十二条”。那么第四，在去年年第十二月，重庆又推出一个“民主法治十五条”，但是这个还没兑现、还没开始，只有一个想法、一个文件，然后过了年就出事儿了。那我们说，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就集中在这一、二、三这三点。也就是，思想方面的“唱读讲传”，治安方面的“打黑除恶”和经济方面的“缩差共富”。如果再加上刚刚提到的最后一个方面，那从逻辑上讲就非常完整、非常不错。具体怎么样，后面再说。

重庆模式，我总结是这三个方面，大家看这样对不对啊。就是说，“唱读讲传”是思想文化控制，就是对人民进行思想方面的启迪、升华、引导，以符合一个理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价值观。要说难听点儿，就是洗脑。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打黑”。这个打黑是治安、秩序方面的控制。思想控制，再辅以治安控制。好，最后呢，就是共富，就是缩小差别、共同富裕，也就是民生经营方面的，要解决民生问题。也就是说，唱红、打黑、共富这三方面六个字，代表着三个方面的政治理想追求。重庆都在开始做，薄熙来推出了自己的政纲。薄熙来通过这样一个政纲，实际上是在向全国竞选，可惜中国不是民主竞选。我想假如中国是实行民主选举制，薄熙来同志要是把这样一个政纲拿到全国投票选举，我估计他早就选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了。【笑声】那么，重庆模式在这三方面之外，在后来还提到了民主法治，提到了廉政，可惜，还没有开始推动，他就下台了。那么，实际上重庆模式的要害，就是这四个红字，“唱红打黑”。因为那个“缩差共富”似乎并不特殊，哪个省都在搞，不过重庆搞的规模比别人大点儿。重庆在外面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唱红、打黑”这两个追求。

好，我们下面就分析各项政纲出台的时间。大家看，重庆这个政治纲领的出台啊，是有个时间顺序的。首先是2008年6月，“唱读讲传”开始。据说，当时薄熙来同志到一所小学视察工作，问里面的小学生，你们会唱革命歌曲吗？会唱《太行山上》吗？回答都不会。小学生还反问：什么叫革命歌曲？薄熙来同志很生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赶快挽救我们的学生。【笑声】所以就掀起了唱红运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2009年6月开始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专项战役。然后2010年6月开始共同富裕的追求，民生方面开始特别用心。最后是2011年的12月，就是倒台前几个月，开始搞民主法治的一些政策改变，可惜还没开始实施。

思想文化控制：唱读讲传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唱读讲传”是怎么一回事儿。这是个思想文化控制啊，应该说，薄熙来同志的想法还是比较特殊。他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能够改造山城、改造中国。但是大家看，重庆市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是15.5万场红歌会，九千多万人次参与唱红。听说有时医院里的医生唱红去了，病人没人管；法院里的人唱红去了，案子没人审；街上的交警唱红去了，交通没人管。当然，这是个别的，不是普遍。当然，大学里学生去唱红去了，都不上课，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笑声】然后，还曾经组织“千人团”进京唱红，到北京一千人的代表团。这个“千人团”规模宏大，薄熙来同志亲自带队，到国家各部委，在北京唱了十几场。但是大家看到，现场出席唱红的中央领导，最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再没有其他人到场。这就可以看到，这就是“讲政治”特殊的地方，只有刘云山同志到场，其他都没到场。好，我们看，薄熙来还组织五百人的“唱红团”到香港唱红，他的想法可能是，让香港人熟悉革命歌曲，让香港人民爱党、爱国、爱领袖、爱社会主义。据说如果薄熙来同志现在还没倒的话，还准备在香港的小学开设红歌的课程。然后，还在重庆搞了两届“中华红歌会”，海内外几十支合唱队齐聚重庆，一场红歌会十万人参加。这种场面，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其他人都是不敢有、不想有、没法有。然后，唱红唱出效果来了，据说重庆和四川有五大宗教唱红歌比赛，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养大”。【笑声】我还在网上看到，挂出来的宗教人士唱红的场面，我看了以后啊，觉得中国的历史还着要改写，中国有宗教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场面。

然后，还有唱红歌能够促进精神病院改变的。有人在《重庆日报》写报道说，精神病院唱红歌之后，发现精神病治疗的疗效空前提高。【笑声】精神病人一唱红歌，唱得非常好，疗效好。当然，还听说有个笑话，说重庆市领导带着领导干部视察团来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人向领导们汇报演出。演出的时候，一帮精神病人往台上一站，戴上红袖章，带着五角星的帽子，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全场大笑】。然后，那些领导干部啊有些尴尬，不过一看这些同志虽然当不了共产主义接班人【大笑】，但是精神很可贵，于是就带头鼓掌说：“唱得好，再来一个！”仅仅客气一下，谁知合唱团的病人真是再高唱一首《远方的客人啊，请你留下来》【大笑，掌声。】还报道说，癌症的治疗，也因为唱了红歌，放疗化疗都可以减少，因为唱红歌代替了放疗化疗。我们说有生物疗法，放疗化疗，这叫做精神疗法。还有一个人，他的鼻咽癌发了以后，唱红歌治好了。还有一个做妻子的，在她的丈夫床前，唱了210天红歌，把她的植物人丈夫唱醒了【笑声】，这也是《重庆日报》报道的。还有一个妇女长期不怀孕，唱红歌怀孕了。【笑声】还有一个奶牛场，唱红歌以后，奶牛增加了产奶量。【笑声】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故事啊，都不是我编的，大多是《重庆日报》，华龙网，重庆什么《晚报》他们报道的，我们都能在网上找到。大家看到这样一些故事，有点儿像我们现在讲，1958年“大跃进”，亩产三万斤，亩产十万斤一样，真的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大家看，唱红治不孕的故事，你要说我作假的话，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网上的记载是“重庆綦江县居民王金贵、李彩霞夫妇今年39岁、35岁，于2003年喜结连理，7年来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多处求医没有结果。自从2010年夏天，红歌唱遍重庆，王李夫妇也加入自己社区的红歌组织，有一定手风琴基础的李彩霞还当起了乐队伴奏。2010年秋，李彩霞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到綦江县人民医院检查后，居然怀上了身孕。医生告诉李彩霞，预产期是2011年6月28日，李彩霞今天已经住到了县医院，綦江县党委要求免除李彩霞的一切费用。王金贵告诉记者说：‘我的心情很激动，我一定要让李彩霞再坚持两天，让自己的孩子和党一天出生，他一生下来，我也教他唱红歌，这个宝宝首先献给党。’”大家看，他们7年来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多处求医没有结果，最后是薄熙来同志给他们带来福音。【大笑】

我们看，唱红这场运动啊，据说花了很多钱，这个事情有人在网上讲巨大数字，重庆当局很反感，多次辟谣说我们没花那么多钱，我们唱红完全自愿的，没花钱，没浪费；说进京唱红也没有花费六百万；说千人以上的活动，一场也就二三十万。但是很多人统计，很多人根据各种方式来估算，唱红是一个庞大的浪费和开支。这个官方公布的数据是，现在有15.5万场千人以上的红歌演唱会。大家想一想，15.5万场1000人以上的演唱，按照他们自己说的9088万人次参加，那么按照一场演唱会二三十万块钱乘以15.5万场，我算出来应该是有460多亿元。为了唱红，花了460多亿，很正常吗？香港电视节目上统计说，仅服装费、场地费、餐饮费、住宿费，还不包括误工费，就是有两千七百亿开支。那么，在当前重庆目前这样一个经济状况之下，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花两千七百亿也好，四百多亿也好，这绝对是非常不正常的。所以，这个唱红的开支啊，是引起大家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治安秩序控制：打黑除恶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这个重庆模式在治安方面儿啊，就是打黑方面。大家看，打黑方面，从2008年开始。王立军2008年“空降”重庆，从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到重庆市当公安局长、副市长，那是一个多大的变化，从副厅级到副部级。王立军的恩师就是薄熙来，这可以说是恩同再造，薄熙来是他的再造恩师、再生父母。王立军在得到薄熙来这样一种破格提拔以后，到重庆就掀起了以下战役。第一个就是2008年7月，叫“综合治安整治”战役，重庆的公安干警全部调动，全体出动，进行综合治安整治。2009年1月又开始“突击清剿黑枪”的战役，然后2009年4月又开始“破积案、追逃犯”的战役，然后就是2009年6月的“打黑除恶”大战役。

这个打黑除恶里面有一个行动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打黑里面有一个打击黑律师的行动。一共打击了多少黑律师呢？中青报说是20多位黑律师落马。现在我找到有这么些人，有李庄，有李庄的合作律师吴家友，李庄的助手马晓军，还有一个“打工律师”即打工出身的律师叫周立太。还有赵长青，是我跟武老师在西南政法大学时候的老师，今年快有八十岁了，他也作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被警告、被批评，当然没有被抓起来。还有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女律师叫胡燕瑜，说这个人实际上是用色相勾引法院的领导干部，捞取案源。当然，还有几个，如侯杰等一些律师，也是打击黑律师行动中落马的。

2012年3月9号在北京开人大会议的时候，薄熙来还向我们宣布，打黑不能停，要向人民负责。要把打黑斗争永远进行下去。为什么打黑斗争要永远进行下去呢？这就是我们后面要反省的。打黑不仅仅是为了治安，这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体模式。还有，在重庆花了两百亿元人民币，安装了五十万个摄像头，遍布整个重庆街头。现在重庆街头，几乎没有人敢做任何不太雅观的动作，因为公安干警正在那儿欣赏呢。听说重庆市连厕所门口都有摄像头。当然，我去重庆曾经看了一下，发现四周没有，我正高兴说没有摄像头的时候，有人说隐形摄像头你没看到。【笑声】

那么，打黑的战绩呢？大家看一下，2009年6月，重庆日报公布，2009年6月警方启动了打黑除恶战役，调集约7000余名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先后成立232个专案组，向黑恶势力发起凌厉攻势，黑恶团伙头目和骨干分子无一漏网，在为期80余天的整治行动中，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破获百余个黑社会组织；执行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9512人。也就是说，这头八十天的战绩。大家注意看，这个“无一漏网”，也就是说全部抓住了，但既然全部抓住了，那后面还要打什么呢？那也就是说，全部打完以后，也还需要有新的黑社会再被我们打，需要制造新的打击的机会和借口。所以，一年之后又有统计。华龙网报道，一年以来，重庆公安机关跨区域调集警力一万余人，成立了329个专案组，破除了三百多个涉案团伙，还有的地方宣布说破除了六百多个涉案团伙。大家说，重庆是个什么地方啊，怎么那么多黑社会团伙？先是三百多个，后来六百多个，是不是黑社会就在街上到处办公啊？【笑声】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怎么样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好，这是第二个方面，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

民生经营努力：缩差共富

第三方面，也就是重庆模式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民生方面儿的努力。这一方面儿的努力呢，薄熙来同志提的口号是，“缩小三大差别，促进共同富裕”。这个想法、这个提法、这个口号啊，非常正当、非常好，我们非常赞同。但是薄熙来同志有一个说法呢，我们不一定赞同。他说啊，过去老是提要把蛋糕做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这样不妥，应该是先把蛋糕分均、分平、分好，不一定是要先做大蛋糕。他说只有分平均了以后呢，大家才有做更大蛋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家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道理，但是这个和以前的路线方针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薄熙来在重庆搞了一个民生十条，关于民生改革的十条意见。这个民生十条，一共3480个字，为这3480个字增加了三千多个亿的投资来改善民生，号称一个字，一个亿投资。据说重庆老百姓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楼顶上树了六个大字，“薄书记，辛苦了”【笑声】此外还搞了个共同富裕十二条政纲，4500个字，投资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个亿，号称每一个字价值2.5个亿。在座的各位啊，要是武汉来了这样一个书记，就像给我们兜里塞钱，我们可能笑得夜里都睡不着了。

这些就是他在民生经营方面宣称的，但是最后做的是那些事情呢？不外就是这些事情——公租房计划，万元增收计划，农民养老保险，留守儿童的照顾，农民工的户口进城；还有创办微型企业让大学生好就业，让资本少的人好创业，还有什么三权抵押融资、地票交易等等。这些想法，底层社会、基层社会当然很拥护，这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这些想法是怎样在操作呢？现在的结果就是，据说重庆负债三千四百六十亿。而2007年开始的时候，重庆负债才一千六百亿，现在是从前的两倍多。也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讲，重庆已经借了几十年的债，已经快要破产了。但是我们底层社会，我们老百姓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觉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薄熙来，【笑声】有希望了，我们好了。好，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三、“唱红打黑”的旨趣与机理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唱红打黑”的旨趣和它的机理。刚才在前面讲的是事实的过程、事实的操作、政策的内容，这里我们来反省一下它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其原理是怎么回事儿。

红歌主题：党、领袖、国=母亲、太阳、家

好，我们先从唱红说起。大家看我投影上摆出的这些红歌的歌名，大家一看完就知道唱红歌究竟是在做什么，是要求人民接受什么、反对什么、养成什么。大家看，《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红梅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的祖国》、《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你们看这些，全部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感谢领袖、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没有它就没有我，没有党就没有我，就是这么一种基本主题。那么，最显眼的就是这首歌儿，“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如果让我们所有的同学天天唱这首歌儿，唱完了以后你就不是你，你唱的时间长了，久而久之，你就永远还是还在吃奶的孩子，还没有学走路的孩子，还需要“党啊，亲爱的妈妈”用甘甜的乳汁把你养大。她的乳汁要少一点儿，你就饿得面黄肌瘦。【笑声】我原来有一个总结，发现咱们歌唱党、歌颂党的歌曲啊，有这么一个变化。最早是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人民生活。后来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唱党的思想路线像太阳一样照亮了我的心。再过一段时间，党啊亲爱的妈妈，没你我就不会走路，没有你我就不会说话。大家看啦，我们的人民在党的面前，成长的程度、成熟的程度，可谓每况愈下。先是我们会走路，后来慢慢我们不会走路；先是我们会说话，后来慢慢不会说话，这就是党对我们的贡献。北京大学的贺老师，贺卫方老师曾经有一点调侃，他觉得这个唱红歌，像我们这种成年人、大男子汉，唱这种“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这怎么唱起来像黄色歌曲一样。【笑声】大家说是不是有点儿像啊。【笑声】你们说，像陈老师、武老师，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老要乳汁干什么啊？【笑声】

好，我们再看这里。我们歌颂党，歌颂她“打天下、坐江山”，这是电视剧《江山》的主题歌，过去在重庆是特别提倡大家唱的。“打天下，坐江山”，后面虽然说“一心为老百姓的苦乐酸甜”，但是大家知道，想着“打天下、坐江山”的人怎么可能“一心为老百姓的苦乐酸甜”呢？我有那么傻吗？“打天下、坐江山”这是典型的封建帝王家天下的观念，它不可能为了老百姓的苦乐甘甜。为了你的苦乐甘甜我干嘛抛头颅洒热血？有人说我们执政党没有任何私利，没有任何私利人们会凑到一块儿吗？这年头儿，有那么傻的人吗？打天下，坐江山，就是说这天下是我的，江山是我的，我用血汗，用头颅换来的，任何人都只能向我俯首称臣，不能对我有觊觎。60年前，你历史性地选择了我，你就永远没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你要想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对不起，请您拿同样多的热血和头颅来跟我换，这就是我们这首红歌背后的实际主题。所以在重庆唱红歌的时候，我就发现和总结了红歌的主题，大家来看。红歌的主题是这样的，所谓红歌，一定要和红色革命有关。如果跟我们的红色革命，也就是“十月革命”传来的这套苏维埃革命，如果跟这个没关系的歌曲，都不能叫红歌。哪怕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也不算，也一定要跟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有关。包括民国时候的歌曲，一定跟我们党有关，才能是红歌。

那么，这些歌曲，有人总结，有三大主题。第一是，歌功颂德，歌颂党、歌颂领袖。还包括歌颂领袖的儿子、孙子，不过目前还没有歌颂一下毛新宇同志啊。【笑声】第二是，歌唱幸福生活，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中国人一天天好起来，美帝国主义一天天败下去，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美帝国主义正在等着我们去解救他们。其实这也就是歌功颂德，也是歌颂党，歌颂领袖。【笑声】最近有个红色分子，写了一本书，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笑声】第三条就是爱国主义。爱哪个国？爱我们这个党建设的国，不是以前那个国，不是其它的什么国，是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国，爱国必须爱党、爱社会主义。如果你不爱社会主义、不爱党，那你就是不爱国。这就是三条统一。

当然啊，我总结红歌其实就是两大主题。第一是感恩颂恩，感德颂恩，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领袖、感谢元勋。包括感谢元勋的儿子，像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同志，这个是很自然的。我听说，重庆唱红歌比赛，一定要第一首唱《在太行山上》。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大家说说？因为薄一波同志在太行山上，留下了战斗的足迹，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了他的青春和血汗。当然，没有贡献生命——要是贡献了生命就没有薄熙来同志了。【笑声】第二个是鼓励我们无私无我、任劳任怨、克己奉公、安分守己，做驯服工具，这是红歌第二大主题。大家说，除了这两大主题之外还有么？好像没有了，即使有也很少。所以你看，红歌里面就没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话题，特别没有鼓励我们行使权利、反对腐败、倡议廉政、反省错误、监督政府，没有这样的话题，一个都没有。大家看，有没有哪个人打官司打赢了唱个歌的？有没有把哪一个人老是维权、老是告状唱个歌的啊？没有。如果把这样的歌儿在中国唱起来，那中国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中国了。

唱读讲传的旨趣或企图

所以说，唱红歌，包括唱读讲传的旨意啊，我总结有这么几条。第一是，诱导感恩思维，感谢领袖，感谢党，感谢政府。第二是，巩固事业的正当性、合法性认知，红色江山代代传。红色江山是谁的江山，是元勋的、领袖的江山，我们是他的传人，我们是他的接班人。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儿啊，最后一句话肯定是“奋勇前进，做社会主义接班人”。【笑声】那么，这种接班人的观念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观念。当然，我想做接班人，他让不让我当还不知道，因为像我现在这样说话的风格，就不配当接班人。因为他们知道把这江山交给你，你肯定把我们都卖了。【笑声】好，第三个就是要巩固某种主义的地位，巩固一种相当于“国教”的主义，要进行一种思想格式化的工程，要把我们的大脑变成电脑，要用某种思想去格式化，让你永远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程序。最后，就是要抵销西方模式的影响，抵销民主理论的影响，抵销民主、自由、法治的影响。特别是，现在大家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同志”，是让我们全党上下很头疼的一个人物。没想到这么一个不孝的炎黄子孙又回来了，你在美国待着多好，跑回来干什么？【笑声】一回来以后，你表演的那一套，让我们的人民看到，原来资产阶级政治家是这样的啊，原来这个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你原来说只有社会主义、只有无产阶级才这样，没想到资产阶级也这样；反过来我们党的很多干部好像都不这样了，都骄奢淫逸了。【笑声】那这就说明你从前是在骗我。因此很多人很讨厌骆家辉，你回来这么一表演，我住豪华旅馆就不正当了，我坐豪华轿车不正当了，我让小学生撑雨伞不正当了，我在饭店多点几个名贵的菜也不正当了。所以现在有人在网上发帖子就说，骆家辉，你这个反动分子，你已经陷入了全党全国腐败的汪洋大海了！现在留给你的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赶快腐败吧！【笑声】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反差。全世界范围内，好像驻外大使都没这个功能，骆家辉在外交官身份之外，差点变成信访局局长，变成我党反腐倡廉的民间参照系。我相信，骆家辉要是再这样做下去，下面可能会有三条出路。第一是赶快腐败，跟我们大家保持一致，跟我们保持和谐的关系。第二个出路呢，就是赶快被美国召回去。把他赶回去，把他赶到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腐败的地方去，让他不要毒害我们革命青年。第三个出路呢，就是出门可能碰到一次车祸，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大家要不信拭目以待啊。【笑声】

好，大家看，薄熙来的唱读讲传啊，是有他的动机的。据他身边人说，薄熙来同志最困惑、最头疼的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底气，没有理论方面的框架、构想。他觉得，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江总书记有三个代表，胡总书记有科学发展观，那我应该有什么样一种理论体系来影响全中国？所以他要搞一个“唱红打黑”主义，这“唱红打黑共富”六个字，就是薄熙来树立的一套新理论体系，他希望在“毛邓三科”以外别树一帜。大家不要觉得这是我猜测啊，这是有个叫中国政府创新网上的文章转述的。

打黑运动的旨趣和机理

我认为，“唱红打黑”运动的旨趣，可以总结为以下基本的几条。第一就是，强化治安，以保证其他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强化治安，为的是保证其他政治目标的实现。第二呢，是通过“打黑”，来阻击民营资本的发展，防止民营资本威胁公有制经济。大家知道，我们学校原来有个教授，童之伟老师，后来调到华东政法大学，前不久还回来搞讲座了。他呢，最近写了好多文章，批判“重庆模式”。其中，他写过一篇文章，在座的各位不知道看过没有。他说，他发现重庆打黑有一个特征，他说重庆所打的“黑社会”，多系民营企业。那些老板有一些共同特征，第一是这些老板都是隐形富豪，很大、很富、很有钱，第二是他们都没有上市。因为财富都没有上市，所以打击他们，不会影响股市。打完之后，他们的财富马上被没收，国库马上丰盈，重庆市财政马上丰满了。那么，阻击民营资本的发展，防止民营资本威胁公有制经济确实是重庆打黑的动机之一。童之伟老师是这样判断，我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没有一个是上市公司，都是没有上市的隐形富豪，而且一打一没收，就是多少个亿。第三呢，就是通过打黑来阻击民间社会也就是NGO的发展。通过这样一种打黑，要让国家之下没有社会组织，只有党和国家出面搞的组织。还有一个是说，通过打黑，排斥异己、压制舆论，阻止任何对政府的有效批评。当然，我让你监督你才能监督，让你批评你才能批评，我不让你批评的时候，就通过打黑的方式让你闭嘴。第五个，是用“打土豪”的方式筹集政治资金。重庆打黑打得这么猛烈，没收那么多财富；很多案件还在公安侦查，就把犯罪嫌疑人的财富全部没收，或者拍卖，或者处理了。这就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讲的“打土豪、分田地、打秋风”一样。第六就是，对上面，对北京，薄熙来同志要通过打黑，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强悍、强有力的政治家形象，以谋求上位。上什么位呢？至少要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管全国的政法工作。还有，第七，对下呢，就是打造一个为老百姓当青天、为民作主的形象。要造成我是全国人民的青天，我为你当家，我为你做主，要让老百姓觉得，“东方红，太阳升，山城出了个毛泽东”，有他就有我们。这个目标也实现了一部分。

所以，这样七点做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重庆，部分基层老百姓对薄熙来非常欣赏、非常赞同、非常怀念的原因，甚至薄熙来倒台以后，有重庆老百姓上街游行，可能就是因为这七点。这七点里面，至于你说他想打击民间社会，老百姓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民间社会；你说他要打击民间资本，老百姓说我不管什么民间资本，只要让我腰包里面添加了钱就可以了；你说薄熙来想谋求上位打造亲民形象，打造政治家形象，老百姓说跟我没多大关系，只要他保护我。那么也就是说，薄熙来所做的这一切，即使有所谓的“黑打”，普通老百姓还是赞同的。

我在杭州师范大学有次开会，我在发言的时候，说到重庆“黑打”的种种事实，有老师马上就站出来反对我。他说，范老师，你太书生气了，这个“黑打”有时候是必要的，中国要是完全不“黑打”，要是完全按你说的依法办事，那中国还能打击贪官污吏和黑恶势力吗？你们看，这是大学教师讲的话。他就认为，用一种反程序的、违反法治的方式反腐惩贪、打黑除恶，是正当的。我就问他。如果这种违反程序法、剥夺诉讼权利的“黑打”，如果打的是你怎么办呢？他马上说，那就另当别论了。【笑声】我们普通群众大部分都是这种观念。所以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就问司机，你对重庆这次的事件怎么看呢？他问我怎么看，我说我对此持严厉批评态度。他说你这种人我看就不是好人。【笑声】我说为什么不是好人呢？他说你就是跟我们过不去嘛，我们老百姓赞扬的人、赞颂的人，你们就看不惯嘛，你们这些反动知识分子，“文革”的时候就该打。【笑声】他说“文革”的时候打的就是两种人嘛，一种就是走资金派，另一种就是你们这种人嘛。【笑声】所以说，各位，文革的社会基础还很强烈呢。如果说现在外面还有人要发起文化大革命，就像武老师以前跟我说的，说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汉奸的话，我估计我出不了这个门。估计我一出门，就有人把我当作汉奸给清除了，外面就可能有一个“锄奸团”、“锄奸队”等着我呢。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基础还是广泛存在的。“打黑除恶”，什么叫做“黑”，什么叫做“恶”？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同志给我们解释了。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做“恶”吗？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话可惜被一个老板给录音下来，放到网上去了。他还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风水？你在政府楼前盖一个楼，你就是妨碍我的风水。这样的事情就是跟政府作对，你就是作恶。这就是重庆“黑打”的那一面。

关于重庆“打黑”，童之伟教授有一个总结，他把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模式总结为14条，他这个总结是他从宪法学家的角度总结的。我呢，把他的14条加以加工、改编、补充以后，我总结为10条。也就是说，打黑不仅为的是治安，不仅为了眼前的一种秩序，更为的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管控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有10条原理。

第一条，打黑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是要建立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的政纲、政治模式，这就是重庆模式、山城模式。也就是说，打黑不仅仅是一个治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刑事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全部的问题。

第二条，一定要保证一定批量的黑社会经常存在，如果打完了，这个模式就无法进行了。这有点儿就像美国在中东驻军，一定要有恐怖组织经常存在一样。如果恐怖组织全部打完了，美国人也就没有呆的必要了，美国人就得滚回老家了。所以美国人最不希望中东地区最后消灭恐怖组织，所以重庆这种模式是最不希望黑社会全部消灭的。实在全部消灭了以后，它还要制造一批出来。这就是“打黑”要依赖黑社会，这种猫和老鼠共生的关系啊，它一定要保持。

第三条，就是党委政府统一决策指挥，法定的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只充当一个“方面军”，只是党委政府指挥的庞大体系中的一个小小部分、一个配角。指挥长是地方党政大员。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薄熙来同志，然后公检法全部团结在薄熙来同志周围。这样一种模式，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执法行动。薄熙来同志在北京也讲，我们这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检法司安协调作战的一个重大战役。

第四条．政法各机关一定要简化手续、简化程序，要排斥律师、打击律师，藐视辩护权，藐视证据规则，追求闪电速度。他认为这就是对敌斗争的需要，也就是说，重庆认为程序违法是必要的，对阶级敌人做斗争必须有程序违法，要不然我们打击敌人就缩手缩脚。所以，重庆模式最典型的就是李庄案。李庄案从李庄被逮捕到二审终审只有四十几天时间，其中从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只有四天时间，检察院审查并起诉到法院只用一天时间。案卷材料几十本，最后一天就搞完了。这就是重庆模式在打黑案件中的体现，大家看，这是不是法治的思路？

第五条，以案件协调会、大三长会议、合署办公的方式来办案。大三长，就是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合署办公，就是公检法，包括中层干部、底层干部合署办公。所以，实际上就是党委统一部署，法定的机关的制约监督功能完全取消。

第六条，就是运动式、战役式、张扬暴力威慑的方式来执法。大家知道，王立军这个人有一种英雄情结。听说王立军平常喜欢穿着一个黑色斗篷，外面是黑的、里面是红的，他喜欢坐在敞篷车上飘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比毛泽东、蒋委员长还显得神气。【笑声】据说李庄在北京被抓，到了重庆下飞机的时候，王立军带领150名公安干警，在飞机的舷梯两旁列队“欢迎”李庄。李庄从飞机下来，戴着手铐，王立军迎过来，没有握手啊，第一句话是，李庄，我们又见面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前的见面都是李庄对着王立军据理力争。然后李庄说，王局长，何必搞这么大场面呢，我又不是本·拉登。【笑声】王立军说，我们对敌斗争就是要稳准狠，我们执法是有代价的。然后大手一挥，跟手下的人说，你们开始执法吧。于是几十辆警车，浩浩荡荡，警笛齐鸣，呼啸进城。李庄后来写日记回忆说，我有生第一次享受国宾待遇，国家元首待遇。【笑声】听说在审判文强的时候，王立军跟重庆市主要领导说，审判文强一定要造成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猛烈威势。领导问你有什么想法呢？王立军说，我的想法就是用三辆装甲车、三架直升机，把文强从看守所押到法庭。那领导说，就几公里的路需要那么大的派头、那么大的场面吗？王立军说，我们要造成一种专政的威势，要弘扬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要让黑社会分子为之敛手、为之不敢出声。尽管主要领导都不同意，但王立军随后执意用了一辆装甲车、一架直升机押送文强到法庭。听说那一天是万人空巷，马路两边儿的人们好像看二战结束时盟军凯旋归来一样。【笑声】文强也没想到他死得这么伟大这么光荣，有这么大的场面给他送行。这就是王立军的一种特别思路。所以说，王立军打黑打了半辈子，最后用一种最惊人的方式，跑到美国领事馆报案，打了一个最大的黑社会。【笑声】

第七个特征就是不公开审判或者虚化公开审判。听说重庆许多打黑的案件，公开审判是怎么公开呢，是在很小的房间里面开庭。庭上有几个座位啊，先打一个表格，一号座位留给谁，二号座位留给谁，公安局的几个同志穿便衣出席，法院的某几个同志穿便衣出席，然后给宣传部的同志留几个位置。最后结果就是，开庭审判，记者想进进不了，家属想进进不了，社会公众想进进不了，最后结果整个都是他们自己人。而且一到检察机关起诉犯罪分子的时候，下面就有人鼓掌，律师一说话下面就喝倒彩。这就是重庆表演的公开审判，它要追求的效果就是要让下面鸦雀无声。听说重庆打黑的时候啊，专门安排了群众的民众舆论表演。审判文强、审判李庄的时候，街头上打出来大标语，“文强死，百姓安”、“清除黑律师，百姓安宁”，还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放鞭炮。后来有人把录像拿来一对照，发现好几个场合闹腾的全部就是那几个人，一看脸孔都对得上，这都是重庆操作的结果。

第八个呢，就是重庆打黑的运动特别张扬战果，出动多少兵力，开展多少战役，克服多少艰难险阻，抓获多少要犯，其中重量级要犯多少，副厅级以上多少，厅级以上多少，收缴多少兵器，罚没多少钱。然后再把一帮人表彰为“重庆人民卫士”、“打黑功臣”。其中就有一个女功臣，最近竞选十八大代表，就是我和武老师的校友，幺宁同志。这个“幺女”，幺宁，是重庆检察院起诉李庄案的检察官。就是在审判李庄的法庭上辩论不过律师，突然抛出“李庄嫖娼”的杀手锏的那个检察官。而后来证明，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诽谤！那么，这也是一个特征，一方面用军事化模式、大兵力大兵团的模式打击敌人，一方面要赶快奖赏功臣、奖赏战士。

第九条，是特别放大治安绩效。打黑打完了以后，不仅仅要说打了几个犯罪分子，还要说打黑还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GDP，还招商引资更多，还要让老百姓打标语、放鞭炮、献锦旗、传歌谣。据说有人编了个《薄熙来之歌》。还要组织网上舆论。重庆当局养了一支很庞大的水军，这个水军就是你们说的五毛党，我就被五毛党“恶毒攻击”，哦不，严厉批判，准备用“锄奸团”除掉我。五毛党在网上真是无所不在，而且他们还有固定的格式套话。比如说，你说我们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你怎么不滚到外国去呢，你说美国那么好你怎么不移民呢，像你这种卖国贼不死干什么，留着浪费老百姓的粮食。这些话，后来有人透露，来自于重庆市有关机关下发的“网上评论一般语言示例”，他们把这些话都印上去了，指引五毛用这种格式化的语言去骂人。我就被这种语言骂过几次，骂了以后我都好久不想上网，所以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笑声】

第十条，执法的目标不在于实现个案的正义，而在于打破某种既定的权威，或着某种既定的秩序，某种格局。打破格局的追求，高于个案里的正义实现，也就是说政治目标大于司法目标。

关于打黑除恶这些话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化一点儿。下面我们来看唱红、打黑、共富三大举措所制造的政治势能。

“唱红、打黑、共富”所制造的政治势能

我们先来看唱红。我们看薄熙来是怎么说唱红歌的。他说，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国，不唱红歌，难道要唱黄唱黑吗？大家一听这句话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文革思维。难道中国的歌曲，除了红歌以外，只有黄色歌曲和黑色歌曲吗？在座的各位，你天天没唱红歌，是不是天天在唱黄色歌曲啊，在唱黑色歌曲啊？【笑声】这样一种逻辑，是薄熙来对记者谈话的逻辑。他搞这一套逻辑和做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占据一种道义上的制高点，要占据一种政治形象上的制高点，一种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要让所有反对他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没有理由开口。因为你一反对，他就认定你反对了我们党最崇尚或提倡的东西。这样讲他就有一种优势来反驳别人，让别人在和重庆论战的时候，在批判重庆模式的时候，自己感觉有点儿偷偷摸摸，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好像理不直气不壮一样，好像做事亏理一样。这就是唱红包括读经典、传箴言等造就的一种势能。这种左的策略，的确造就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势能。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打黑除恶又造成一种什么政治势能呢？打黑除恶的斗争，可以帮他造成一种正义卫士、人民卫士、力挽狂澜、解民倒悬一般的政治势能。薄熙来成功地为自己造就了这样一种势能，把自己当成山城人民的救星，山城人民的解救者：国家危难、人民危急，我出来力挽狂澜，我出来救国救民。反过来你们这些人讲西方式的民主法治、讲法律程序，实际上就是在败坏中国，就是在危害人民。你们都是唱着空洞的高调，不着边际，只有我做的事儿对人民最有利。这又是一下子把我们这些爱好自由法治的知识分子打成一个不正义、不道义、不爱民的群体，然后他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绑架了民众舆论。谁要是反对重庆打黑中的违法行为，薄熙来马上就说，你们难道要反对打黑除恶吗？他还跑到重庆大学去对三百大学生讲，有些人对我们打黑说三道四、七嘴八舌，我看这些人跟黑社会就是一伙的。所以在薄书记这么说之后，我说话就特别小心了，怕什么时候我就变成黑社会一伙儿的了。【笑声】也就是说，谁要质疑打黑除恶中的程序违法，谁就和黑社会是一伙的，谁就是杂音、噪音，谁就是不正当的。这样一种思路，正好是薄熙来要给我们百姓灌输的一种思路，而中国底层社会中很多人本来就习惯于这种思路。所以李庄这个案子，就算是程序出错了，他们也认为对于大局而言是正当的；就是李庄打错了，也是有利于打黑除恶大局的。这就是文革的普遍社会基础。

第三个方面，“共富”口号也给薄熙来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势能。他打出这面大旗又有个天然的优势，经济上的，民生主义上的优势。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反对压迫，反对三大差别，反对贫富悬殊。薄熙来的意思是，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你们在共同富裕方面没做好，我薄熙来出来，要纠正你们的错误，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解决分蛋糕平均的问题。所以这一个，又把底层社会的民意再次绑架了。所以谁要是反对薄熙来，谁就是和工农大众过不去。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批评者，也是特别恐慌和害怕，生怕被当成黑社会一伙的而无端失踪了。所以好久我都不敢回重庆了。【笑声】

大家看，唱红、打黑、共富这三条，把底层社会的粗朴民意或民粹主义情感充分调动起来了，形成一种强大的集体势能，一种裹挟舆论的力量。用这样一种势能，把薄熙来路线推广到全国，把“文革”那一套东西重新招魂回来。然而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很多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在过去几年，薄熙来做了很多宣传造势。比如说，海内外的几百家新闻媒体先后到重庆参观访问，给人的感觉就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有人给他写《红星照耀中国》或《西行漫记》一般。薄熙来同志要做的大约就是这个工作。还有据说上海有个“百老讲师团”，里面有很多极左的老干部。这些人到重庆参观访问，回去以后在上海开会，高度赞扬薄熙来同志，主张中国应该实行一场彻底的改革，认为薄熙来同志应该成为我们党的领袖。报纸上报道，薄熙来像接见红卫兵一样，接见大学生代表。他问大学生代表们，我们打黑除恶，你们赞成不赞成？童男童女们齐声高呼：“我们赞成！”问你们反对不反对贺卫方教授、童之伟教授那样的路线？【笑声】当然，他没有真的这样点名，他认为这些书生不值得他点名。也就是说，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调动一切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力量。他还和极左派的乌有之乡搞在一块儿，乌有之乡组织了一个全国各省市人民群众代表团，访问重庆。据说薄熙来原来不敢接待乌有之乡，看来还有点儿顾忌，但是去年终于接见了。给人的感觉就像，全国各地的人民，到重庆就是到延安，就是去寻找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把我们在别的地方受的委屈向熙来同志汇报。到那里去哭一声，等着熙来同志安慰我们，大概有点儿这么个意思吧。还有就是，据说雷锋班的历任班长访问重庆，薄熙来同志对雷锋班的班长们说，雷锋精神在山城得到了最好的发扬，雷锋班班长们马上说，我们在重庆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那也就是说，其他地方似乎就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当然，他们的话不是这么直接说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还组织了好多个研究重庆的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重庆课题组，纪宝成校长挂帅，四千万课题费。纪校长现在不做声儿了，钱不估计还在账上，成了清查的一部分。【笑声】听说呢，还有北京大学的“三妈教授”孔庆东。为什么叫“三妈教授”？因为他跟记者骂香港记者“去你妈的”、“滚你妈的”，还有一句更难听就不说了，所以他叫“三妈教授”。【笑声】据说他在重庆也承担了一个课题，拿了一百万课题费，但这个事儿没有证实，有人说是假的。总的来说，重庆为了给自己宣传造势，花了很多钱，养了这么多御用文人，旨在写《红星照耀中国》或《西行漫记》应该是事实。

“重庆探索”的“伟大意义”

那么，所谓的重庆模式、重庆探索的“伟大意义”在哪儿呢？

薄熙来同志对几个参访团说，重庆正在为新一轮的中国改革探索道路，重庆模式的要害就是精神可以变物质。学过哲学的同学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命题。我觉得啊，这里面有三重暗示。第一是，三十年来中国的道路有着根本性的错误，所以要探索新道路。第二是，重庆模式就像当年的井冈山模式或延安模式，对全国有示范意义。第三是，必须有一个新领袖，来领导全国人民，为新模式而奋斗。那么，薄熙来同志就符合这一历史的要求，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满足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需要，在危急关头站出来，拯救了党，拯救了国家，他大概是想造就这样一种态势。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挟持粗朴纯厚百姓的民意，挟持一种民粹主义的民意。所谓的民粹啊，就是底层民众最粗朴的有时甚至不理性的民意。他挟持这种民意就是为了绑架中央，把人民当作他和中央交涉的人质。所以重庆人民和其他支持他的人们实际上变成了他的人质。这样一种局面，就使得极左势力有了依靠，使重庆成了极左势力的圣地，使薄熙来成了极左势力的救星。

薄熙来目的就是要使人们形成这样一个共同认知，重庆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三大最紧迫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一切问题，归结为三大危机。第一是精神危机或道德信仰危机，第二是治安恶化或治安危机，第三是民生危机或贫富悬殊。大家看，他想用他设计的三大方案解决三大危机——唱读讲传解决精神危机，打黑除恶解决治安危机，缩差共富解决民生危机。中国当前三大危机，薄熙来认为用他的三条路线就解决了。至于能不能真的解决，要真正解决这三大危机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我们留到最后再讲。

四、重庆模式对法治的危害

好，我们来讨论第四个大的问题，即重庆模式对法治的危害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简化来讲。重庆模式的危害，我认为第一是，重庆模式这样一种诸侯政治模式，实际上偏离了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纲、统一战略。我们知道，经济上有诸侯模式，重庆是政治上的诸侯模式。在这里，党委书记的权力极度膨胀，封疆大吏的权力极度膨胀，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党委权和行政权，已经超越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力边界，“以党治国”的模式进一步加强。所以我们看到，去年初薄熙来在人民大会堂答记者问谈重庆的案件特别是李庄案的时候，他不是以重庆市委书记的身份在谈，简直是以李庄案审判长的身份在说话，为案件的审判程序细节辩解，坚称自己是依法办事。一个省级地方最高领导人，讲一个司法案件讲得如此细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

重庆模式第二个危害就是，官权膨胀，民权弱化，公权集中而且被滥用，老百姓的权利极度萎缩；法律工具论的强化，法律似乎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制裁刁民；同时特别注重防民之口，压制舆论，这就是重庆模式对法治的危害之一。这方面的危害啊，我举个例子。重庆有一个所谓黑社会头子，叫彭治民，是重庆市首富，民营企业第一号，也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彭治民被“打黑”以后，公布在网上报纸上的罪名是什么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彭治民等部分人员认为‘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已告段落，并以为自己有背景，有人大代表身份，诽谤打黑除恶成果，挑衅司法尊严，甚至对公安部在全国开展的基础信息采集和实名登记住宿等依法管理活动公然表示不满、故意制造事端。一方面，彭治民等人为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开绿灯，另一方面却故意曲解公安部门的管理政策，刁难正常旅客，造成旅客对公安部门现行政策的不满。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警务工作，影响了重庆形象。”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大代表，他犯的罪行竟然是干扰了警务工作、严重影响重庆形象、仗着人大代表身份挑衅司法尊严、对公安机关表示不满。一个有法定的言论免责权和监督共公务员职责的人大代表对公安机关表示不满都构成犯罪，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打黑除恶，我们能轻易地赞扬、轻易地歌颂吗？还有，王立军同志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双起”论。他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到了民警个人，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这就叫双起。王立军还有一句话更让人毛骨悚然，他说我们不是不懂政治，但在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也就是说，我们是公检法，只是办案的，不是党委书记，不是政府首脑，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全权掌握的机会。但是他说了，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就是我们的强项了，他们就玩儿不过我们了。他说，如果把法制过程中的事情，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么多年案子，他行吗？他，就是指那些他认为跟重庆作对的人。他说，在政治轨道上，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但在法制轨道上，我们就有全部的主动权；要是把事情变成案子，他就只是观众了。所以从王立军的话来看，李庄等案件，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变成观众，任由他们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方式，把所有的黑社会案件及黑律师案件制造到底。这就是薄熙来、王立军“黑打”的基本逻辑理念。

第三，重庆模式对法治的危害还在于过于张扬暴力，践踏程序；执法就像演大戏，做戏执法。我们看，打黑除恶有打黑除恶领导小组、大三长会议，合署办公，还有暴风骤雨的执法模式，有装甲车、直升飞机、武警部队，骑警部队，还有几天完成审判，用公家的人占领法庭，殴打采访记者，监控室指挥，还有安排所谓的“压邪”的舆论，安排五毛党，水军，喊口号，放鞭炮，骚扰律师和记者。这些都是重庆操作的事实，而且官方统一指挥，统一给报酬。这样的做法，无非就是想让所有依法办事的力量为之敛手。

第四个危害就是，警权过度膨胀，法定司法体制破产。这个具体内容说来话长，就不展开了。总而言之，公安局的权力变成百分之八九十，法院检察院几乎是看着公安的脸色行事，完全被动。这也是重庆打黑模式对法治的危害。按理说公安机关只是一个侦查机关，在整个司法程序中是一个次要的角色，但是现在它变成最主要的角色，几百个专案组实际上一包到底，几乎所有的案子都是专案组说了算。专案组正好就是“文革”的模式，“文革”的办案就是靠专案组。

第五个危害就是，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受到严重的侵害、严重践踏。这里面最典型的案件就是“一坨屎案件”，就是说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一个干部，名叫方洪，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他说薄熙来（他给了个化名叫“勃起来”）拉了一坨屎，端给王立军吃，王立军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吃，李庄说，谁拉的谁吃。【笑声】这条微博使方洪被判处一年劳教。大家看，一条不足百字的微博判处一年劳教，这是不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所为，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为，是不是一个执法为民的机关所为？还有一个，重庆市有一个民警，叫蒋万渊，在天涯网批评薄熙来、王立军，被判处劳教。当然还有更多的，没有时间举例。还有强迫证人作伪证，不让证人出庭，监视律师会见，不让辩方申请鉴定，不让辩方查看证据。还有设立铁山坪集中营，关押犯人。重庆打黑中，所有犯人最怕铁山坪。他们说到看守所不怕，到监狱也不怕，但一听铁山坪三个字就马上屈服，马上就说我把所有事都说了。这就是重庆打黑中的所作所为。

那么，重庆打黑案件的共同点，有人总结说有这么几点。第一条，所有人进去时先过老虎凳这一关。大家以前在《红岩》里面听说过的老虎凳，现在重庆又恢复了。第二是，重庆的嫌犯，不论轻重，都要戴手铐，带脚镣，黑头套，还有几天几夜不让嫌犯睡觉，轮番审讯，吊打；还有查封财产、没收财产。所有这些没收的财产，法院、检察院都看不到，只有公安机关一家掌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重庆打黑。第三个，就是动辄滥拘滥捕，动辄让人失踪。重庆失踪的人很多，一个嫌疑人被抓，他的近亲属，证人，甚至律师，甚至跟他说不出什么特别关系的，都可能同时失踪。比如说李庄案中，李庄的助手马晓军失踪了，重庆律师吴家友失踪了，龚刚模的堂弟龚云飞失踪了，龚刚模的老婆程琪失踪了。在方洪案件中，据说方洪的妻子、儿子、女儿都很快失踪了。还有，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在北京开会，揭露王立军，马上失踪了，一直到薄熙来倒台后才放出来。这些也都是重庆打黑中的所作所为。这类事情都太多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再一一讲明白，进入下一个话题。

五、走出“文革”式轮回的可能出路

我们要讨论的第五个大问题，走出如何走出“文革”模式，走出“文革”式轮回的问题，就是拒绝重庆模式后的出路在哪里？请大家跟我一起反省这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文革”的轮回，“文革”的回潮，是中国人的一个噩梦。如果重庆这一次的所作所为，如果党中央国务院没有及时纠正的话，我们只会走入新一轮的“文革”灾祸。我们会从改革开放回到“文革”，就像毛主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种轮回，我们只有用法治的方式走出来，中国才有希望。怎么走出来，我们就要认真讨论。

我认为，重庆模式之所以会产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薄熙来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支持，真是是因为中国当今有三大危机亟待解决。第一个危机是信仰瓦解、道德失范、信任危机，这样的危机让我们每个人每天感到痛苦，薄熙来为我们开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唱读讲传、学雷锋、精神变物质，这是薄熙来主张的化解法。第二个危机就是廉政和治安危机，贪污腐败盛行，治安普遍恶化。这个危机怎么办呢，薄熙来也为我们开出了一个药方，就是用铁血打黑除恶，就像大夫用大手术刀，开刀割肿瘤放瘀血拔火罐，用这种猛的方式，来打掉黑社会，来强化治安。第三个个危机就是经济危机，物价上涨，民生恶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仇富心理很严重。这样的危机怎么办呢，薄熙来的做法是，大规模借债，让老百姓眼下得到好处；用劫富济贫的方式、均分蛋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大家看，这三种解救的方式是不是解救呢？应该说是一种解救。但他是用我党传统方式来解救，它是用过去我党最习惯的办法来解救，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解救。这种解救，实际上是饮鸩止渴。我很渴，我要喝水；没有水，我喝毒药。喝毒药可能让我多活两三秒钟，但不喝就一秒钟都活不成。选择了喝毒药，但他认为是喝补药，喝纯净水，这就是薄熙来方式。

这三大危机的解决，其实也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民主法治的办法。这民主法治的方法，无非是下面这三条。第一条，道德信仰危机，该怎么办，那就用民主法治启蒙的方式，用“作新民”的方式。大家说，这种方式要哪个猴年马月才能实现呢？对了，你要是等不得猴年马月，你就会去赞同重庆模式，你就会去赞同“文革”模式。大家说，等到猴年马月，我自己都不在了，那还能干什么。哎呀，这种想法就是薄熙来的群众基础；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种想法，薄熙来才能按他的构想办那么多文革式的事。第二个是腐败的危机，其实也有法治的解决办法。如果中央民意机构、全国各地的民意机构真的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这些机构真的成为民意代表机构，甚至国家领导人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党的领导人在党内直接投票选举；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党化，军队非党化，民间社会非官化，新闻媒体自由化……，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切，难道就真没法解决腐败的问题？难道真没法解决治安问题？难道我国的腐败问题、治安问题只能用一种方法，即重庆方法、文革方法、打土豪方法来解决吗？肯定不是。但大家又说了，用你这种方法，又得等到哪个猴年马月了，我还有没有希望看到了。哎，你这种想法，也正是薄熙来最喜欢的，最希望你们大家都这么想。你们都这么想，他做的就更有道理了。关于第三个危机即贫富悬殊的危机，法治的办法应怎么解决啊？法治的路径是有的。比如我们健全税收制度、福利制度，防止财富的原始积累中的罪恶，防止财富过分集中于少数人。如果有民主、有法治，我相信贫富悬殊会解决。不过这可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可能也等不及。你要是不愿意循规蹈矩地等待，不愿意那种渐进改良，那就只会赞成重庆的模式。所以，要想用民主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就当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好，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仅仅是换个把人的话，一切都改变不了，一切都将依旧。仅仅换下几个人，文革的危机还存在，社会社会矛盾还存在。在新的形势下，这些矛盾危机还会恶化，文革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被否定，文革的祸根还深藏在我们的血液里，留在我们的心田中。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心深处还不经意地赞同文革的某些做法。有时候，当我看到一些严重犯罪分子用依法办事的方式打击不力时，我甚至也会想，“错就错着，先打了再说”。于是，我也成了文革群众基础的一部分。所以，刚才的这个反省，也是在反省我自己，而不仅仅是批评重庆。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重庆模式的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文革模式的不自觉的支持者。所以，陈老师刚才的批评是对的，我应该认真反省。所以整个山城事件如果不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角度进行全面反省，只是撤换了薄熙来、王立军，将来还会有厚熙来、李立军。遗传病基因还在，肿瘤还在，中国还会随时再来一次山城运动，再来一次重庆模式，再来一次更大的文革。如果中国永远在专制政治和暴力革命之间无限轮回，中国的法治就永远没有希望。不但法治没有希望，连我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话题的希望都不会再有，甚至陈老师、武老师、韩老师对我进行批评质问的希望也可能没有了，甚至连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听完以后回去说范老师讲得太偏激我不赞同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我特别关心重庆事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好了，各位，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持续的热烈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同学们啊，这种热烈的气氛，好像今天的讲座还没结束。大家不要急着走，后面的评议更精彩。【笑声】大家看，范忠信他这瘦弱的身材，喊出来的民主法治的治疗方式，大家同意吗？有效果吗？范教授讲的，你们觉得如何啊？【全场回答，好。掌声】

这吧样，我先发一点感慨。范忠信啊，我看着对面的标语，又看着他瘦弱的身材，两鬓上边还有几缕白发，我想呢，他这纯属于家国情怀，书生意气，矢志法治，忧国忧民，这是我对他一点感叹啊。我把这感叹化为几句打油诗。你们在墙上挂出来的诗写得太好了，我就打油吧。我写的是，“范子爱读孔孟书，家国情怀书生气；语言犀利谈法治，儒生空流三分泪”。应该说，范教授讲得好。但是，好在何处，我们来听听法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我们法史的同道武乾老师和劳动法的韩桂君老师的评议，看他们两个作何评价。如果他们也说好，那就算我认识稍稍有点肤浅。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光说好。要是找不到学理的依据，这场讲座无论它的语言多好、多犀利，我觉得都是有点遗憾。下面有请我们的武老师。【热烈的掌声】

【评议嘉宾：武乾副教授】大家好。过去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范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笑声】在此之前呢，我跟范教授同学了三年，共事了12年。他一直跟我讲说，想做一个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就像大家熟悉的贺卫方教授那样关心国家大事，今天好像已经达到了那种效果了。【笑声，掌声】我始终认为呢，各个专业的教授都应当有自己的确定的专业，不能像现在网上所说的“捞过界”，所以呢从前对范教授有过一定的误解。尽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经常调侃他，如果仅仅用功名利禄的思想来看他呢，可能多少觉得他有点哗众取宠的意思。自从他前天要求主持人让我做评议，我就在开始思考我该怎么说。因为我这个人跟范老师不一样——范老师是人越多越兴奋，我是人越多越害怕。因为在想怎么做这个评议，就在网上看了一些材料，发现对他确实是要刮目相看的；原来对他的那种近距离认识，也可能有些是错误的。今天听了他的讲座，以及看了他在网上发的一些资料之后，感觉到范教授确实是有一种良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维护法治的决心，和一种做社会良心的动力。

由此我就想到了十年前的一个小故事。现在看起来，这绝不仅仅是范教授的性格所致，而完全是他个人不畏强权的自然流露。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十年前某一天，我和范教授到武昌去办事，回来时走到民院路和雄楚大街交叉的地方，被警察给拦住了，交通管制了。因为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要通过这条路，实行交通管制，结果我们一管制就被管制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范忠信教授非常愤怒，等到车队过来的时候呢，他怒不可遏，在路上找石头要砸那个车队。【笑声，掌声】后来被我拦住了。刚才我们还在开玩笑说，如果当时不把你拦住的话，说不定就能够检验我们党和政府实行法治的决心。因为那个时候，98年的时候，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口号。我想如果不拦住他，警察把他抓进去，如果由法院判一个寻衅滋事，或公安给一个治安处罚，而不是以危害国家安全来判的话，那么我们国家法治可能就比较进步了。【笑声】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呢，是想说明范忠信教授确实有一股刚才陈景良教授讲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因为他离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之后呢，他的微博，他的博客，言辞日益激烈。那么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证明，他绝不是在等薄熙来书记倒台之后才这么公开地批评重庆，他几年来在私下的场合以及网上，一直对重庆模式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先讲这样一个故事。

刚才范教授提到了我们如何来避免文革重演，如何来坚持法治之路，我想可能有一点范忠信教授没有想到，或者是想到了而时间不允许，我跟大家补充一下。我觉得法治追求和重庆模式的教训，如果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党和政府最急需要的做的，就是如何来对待薄熙来案件，如何来对待这个重庆模式。就是说，薄熙来这样一个案件，怎么样把它法治化，纳入到现行法治的框架之内来解决，而不是用政治化的处理方法，更不是用运动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我还希望，在网上，甚至在课堂上，在许许多多的场合，我们应该允许更多的声音，左派的、右派的、中派的，还有国学派的。各种不同的思想，进行充分的讨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刚才范教授提到的法治追求。所以如果薄熙来这个案件以及重庆模式最后是通过政治化的模式来解决，而不是现行法治框架来解决，我觉得范教授所讲的法治追求，可能要大打一个折扣。

我想要补充的另一点，就是我们要进行非常艰难、非常持久的启蒙教育。这种启蒙教育，具体应该怎么启蒙呢？我想在座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比我们在座的四位年纪都小些——范教授、陈教授和我三位年龄要大一些，韩老师年龄要小一些。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感受了文革的恐怖。那么怎么样来启蒙？我觉得最关键、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如何来清算文革。我们要让在座的所有同学，都认识到文革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情景。文化大革命，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恐怖，非常恐怖。所以，如果同学们对文革的恐怖、惨象不了解的话，还会产生很多重庆模式或薄熙来的追随者。所以我在这里呢，建议范忠信教授在他的微博当中，在他利用一切可能发言的场合，尽力呼吁思想启蒙，首先从批判文革、展示文革惨象开始。我们希望范教授回去以后，能开始这样一种呼吁和宣传。

以上就是我在这里就给范教授提两点的补充，也许是狗尾续貂，也许没有达到陈景良教授提出的从法理上对范教授讲座内容作评价的要求。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谢谢武乾教授满怀激情的评价。因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的评价和分析呢，非常的专业和真实。下面我们请法律史以外的学者，从事劳动法研究的韩桂君教授进行点评。

【评议嘉宾：韩桂君副教授】各位尊敬的老师好！范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陈老师也是。因为在我求知问学的过程中，老师们给过我很多的帮助。包括武乾老师，也是我读本科时候的中国法制史的老师，所以在这里对各位老师表示一个学生的敬意。【掌声】

各位同学在这样一个炎热、闷热的屋子里面坚持那么长时间，这种精神非常让我感动。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洪范论坛的主办方，邀请我作评议嘉宾。吴欢同学跟我联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既无资格又无能力。但我转念一想，他作为一个组织者和执行者，我又不想给他添麻烦，所以为了不给他增加工作负担，我就勉强答应了。范老师是我很尊敬的老师，他从婉约的西子湖畔来到我们的晓南湖畔，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深刻又精彩的讲座，分享他的所思所想，启迪人心，我认为这真的是师之大者，正如金庸先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范老师是师之大者为国为民，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谢谢范老师。【掌声】

作为一个点评人呢，一般是两个任务，首先是肯定，然后作出批评。说实话呢，该肯定的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该批评呢有点力不胜任。但是我还是稍加总结吧。第一点，我认为范老师的讲座，语言幽默风趣，将严肃的话题蕴含在活泼的表达之中，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呢非常的发人深省。将严肃的话题用轻松的话语传递。第二点呢，他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法科的学生要特别去注意的。听完讲座之后我们要想一想，范老师是怎么样去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研究，他的对比的方法，举例子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将来写论文的时候，可能都要借鉴这样一种方法。他关于事件进展的梳理，是非常清晰的，这个层次、时间的脉络非常清晰。第三点呢我认为他是用事实说话，今天范老师所有的论点都建立在事实基础上面，并且告诉我们他只了解了事实的百分之一，只看到了冰山一角。这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的务实精神。

肯定之外呢，我还有一点点补充。范老师所提出的避免文革重演的思路和方向我是完全赞同的，他说我们要实行政改，实现宪政、民主、法治，最终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形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对法治的追求，其实就是对自由的追求，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到现在，都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追求。具体到我们的大学，特别是我们法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都要一起来践行这个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们只有具备这样的自由精神之后呢，才不会轻易被煽动。因为文革有几个特点，我不知道自己总结的对不对，第一点它是煽动仇恨，宣扬仇恨，仇恨最容易煽动。相对下层的贫困的人们对有钱的人似乎有一种仇恨，如果你不理性，那么这种仇恨就很容易煽动起来。当一部分人被煽动起来了，你一个人是很难保持独立性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二呢，范老师刚才也讲了，重庆模式中有歌功颂德，也就是个人崇拜的因素，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个人崇拜。刚才范老师讲到一个“作新民”，“作新民”是《大学》里面的一段话，“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读梁启超的《论自由》这篇文章，他谈到了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你们回想一下，当一个人不容许别人质疑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文革逻辑。

刚才范老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他没有明白说出来，我总结就是，我们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路口，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它摆在每一个有识之士面前。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梁启超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所以我依然寄希望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智才决定着国家的智，决定着我们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曾经有句话叫“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那么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能够成为真共和，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感谢韩桂君教授的点评。这个时间已经不早了。按照我们讲座的程序安排，对于评议的时间我严格控制，唯有对范老师演讲没有控制说多长时间。我想呢，他一会儿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应该用最简短的语言，最深刻的法理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下面呢，我们让同学们和范老师进行自由的交流。第一位，我们把机会给一位女生吧。

【提问同学一】：范教授你好，我是我们学校会计学院的学生。听了你的讲座我使对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笑声，掌声。陈景良教授插话，你应该说对法律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笑声，掌声。】我想问的是对于盲人律师陈光诚事件，您是怎么看的？【掌声】

【范忠信教授】：谢谢这位同学。刚才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敏感问题啊。陈光诚事件，这个是一个敏感词。这个有点不好说，不好说也得说。这个事其实是很个简单的事，就是这个盲人，自学一点儿法律。因为临沂地方在计划生育啊、拆迁房子啊、集体利益分配方面做的不太好，这个盲人律师帮助当地的乡民，做了一些维权的事情，遭到了当地领导们的嫉恨。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盲人定了一个寻衅滋事的罪名，判了四年刑。坐牢两年之后呢，因为是个残疾人，就提前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因为他代理维权出名了，所以就有更多人去找他，他家就变成了信访处，维权处。当地政府看到这样一个犯罪分子，居然有那么多人找他，觉得是一个危害治安的因素。于是他们就在陈光诚家门口附近安排几十个人，做治安岗哨，把他家团团围住，不让外人接触。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一直坚持坚持再坚持，一直坚持到前不久，坚持不住了，陈光诚终于在某些人的帮助之下，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逃跑了。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我认为，党和政府要是把这个事情作为典型案例来检讨，查明基层办这个事的干部里面，哪些人有责任，该追究谁就追究谁，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中央表个态，在这个事件中，地方政府哪些事情干对了，要坚决肯定；哪些事情干错了，要坚决否定。可惜中央没有表这个态，相反仅仅谴责美国干涉内政。其实中央不用为地方政府背黑锅，中央不要帮地方来掩盖，不要给人们造成好像陈光诚这个事情一切都是中央指使操纵的感觉。在这件事上，我对中央为地方政府背这个黑锅感到非常惋惜。其实我作为一个忠诚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这件事我真的为中央感到不值。其实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山东临沂地方政府的某些基层干部，想掩盖地方矛盾，想打击批评监督者，所以做了这么一件蠢事。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也许会说，要是范教授你去当这个地方的乡长、书记，你也会这样做。那当然，在那种体制下我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这件事既然经过全球报道，既然有那么多舆论批评，那么你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检讨处理就行了，没有必要看成一个和平演变的事件，一个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事件，真的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可怕。好，谢谢。【掌声】

【提问同学二】：范老师，我向您请教。第一个问题是，两会期间重庆代表团开放日的时候，中央有位主管政法的常委，到重庆代表团开放日参加了活动。在这个活动上，薄熙来说重庆模式不是重庆自己一家在搞，而是由上一级的政法委、纪检委、公检法司安共同进行这件事。在人代会之后，我们全国的政法委系统都进行了县级以上政法干部轮训。还有在本次陈光诚事件中，本来在中美对话前一天晚上，陈光诚是要在三点半从大使馆走出，当时外交副副部长和美国的副国务卿坦布尔已经达成了口头的一致意见。但是当陈光诚到达北京长安医院以后，他的行动通讯都受到了限制，好友也不能探访，包括第二天美国副大使看望他都不准进去。我想要跟您探讨的是，在现代这个时代，政法委所起的作用如何，以及关于在十月份的十八大上政法委的前途，您是什么意见？谢谢！

【范忠信教授】：我发现大家提问题啊，哪个敏感就提哪个，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笑声】这些敏感问题，我还真是不好回答。不是我怕，而是考虑不成熟、不全面，我怕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完全暴露在大家面前。对政法委在我们社会中的角色、地位、贡献，这个问题是可以作为学术探讨的话题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坚决反对把政治问题法律化的错误倾向。我对此曾专门写了篇文章，想发表却没发出来，我是反对这种看法的。其实，把政治问题法律化，这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标志。越是先进发达的国家，越能把政治问题法律化；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在西方国家，总统选举之争，宪法之争，政党之争，军队问题，都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最后都能变成司法案件。不过我觉得，中央政法委这样的说法，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有他的考虑，我们也不好批评太多。前不久在北京出席中央政法委、中国法学会的一个小会议，我也说到了我对政治问题法律化的上述看法，声言这不算是个错误的倾向。该表达都表达了，在场的领导还算宽容。说到政法委的作用问题吧，其实在当今中国，在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下，在党的领导作用不容怀疑的政治前提下，政法委的贡献是有的。除非你能对党领导一切的体制进行重构，那么政法委的作用也可以再思考。我认为目前在政法委领导司法的问题上，万一要思考的话，是该思考他领导或指导的法定方式程序问题，这是可以的。政法委直接把公检法的人牵在一块儿协调重大案件，就不好了。就我了解，佘祥林案，聂树彬案，杜培武案等所有严重错案，都是政法委协调的结果。所以政法委的作用，以这种方式来发挥，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这样说，不等于否定政法委的作用，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共产党员，谢谢。【掌声】

【提问同学三】：在老师刚才演讲的中，一直把重庆模式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但是我觉得中央对重庆模式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到底是谁推动谁，我想听一下范老师的看法？

【范忠信教授】：你的问题我听清楚了，你认为在重庆模式形成过程中，中央政府有重大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他说重庆模式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以及后来造成这么大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责任的。对于他这个看法，我也一定程度认同。我刚才的演讲中也没有一味归咎于重庆地方政府。我认为中央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首先是，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你没有旗帜鲜明地否定反右文革，你让重庆模式还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土壤，使得谁要反省文革否定文革，谁就好像是名不正言不顺，低声下气，这就是中央的责任。比如我跟陈老师、武老师编了一本中国法制史教材，里面武老师写的反右文革期间的中国法制，好几万字的一章。我们完全按照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口径来写的，一个字都没有错误。在北大出版社，一审二审都过关了，到了三审他们告诉我，这一章必须删掉。我说为什么，是有错误吗？他们说没有错误。没有错误为什么要删掉呢？他们说敏感，中宣部、出版署说反右文革话题最好不提，教材里面最好不出现这样的章节。我问有没有文件通知，他说就是电话通知的。我说要是这一章删除的话，出这本书没有意义。他说出版这一章你们觉得有意义了，我们出版社就关门了。【笑声】这一章后来被删掉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们合编的《中国法制史》没有反映反右文革期间的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史只写到1956年，57年以后到现在就是没有。我最近很愤懑地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感言，我说连反右文革都忌讳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批评日本帝国主义者篡改历史教科书否定侵华战争罪行呢？我们不是天天在篡改教科书吗？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央的责任，不敢非常旗帜鲜明地否定文革，否定极左路线，就给重庆模式留下了最大的空间和土壤，更不用说领导人先后重庆去似乎是在肯定鼓励重庆模式，这当然是有责任的。但这个责任也不只是哪一个中央领导人的责任，我们普通老百姓实际上也在对这种模式添砖加瓦，推波助澜，我们自己有责任。所以我今天讲的话也算是我的反省，也是反省我自己的责任，好，谢谢。【热烈的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学术讲座办到此刻，主持人我要站出来讲话了。法治的追求，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上。这个法治的追求，也是体现在我们学术的讲堂之上。讲座不能是漫无秩序的。看到现实问题，大家有诸多的怨言。但现实的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都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呢，我们虽然只是大学里面办的学术讲座，但我希望无论是提问者，还是回答者，都不要任凭感情的、激情的话语淹没了我们对于法治的理性探讨，否则我们还是大学生吗？还是大学教师吗？【热烈的掌声】谁都不能抢话筒，尽管我们对范老师抱有敬意，尽管我们很有激情，但是话筒不能抢。一个一个来，提问的人很多，现在从爱丁堡大学的这位博士开始。时间截止9点40分。主持同学给我的控制时间是9点半。现在我延长10分钟。我也动用一下主持人的特权。【笑声，掌声】

【提问四，法学院教师何鹏问】：非常感谢范老师精彩的演讲。十年前我曾作为范老师的学生，现在我又回到范老师的课堂上。今天大家提的问题都很敏感，那么我就提一个法学的问题，跟政治不是那么挂钩的问题。在讲重庆模式的时候，我们的网上，经常把重庆模式和文革联系在一起。虽然我做的不是文革的研究，但我在做立法研究的时候呢，统计数据，也就是在中国的立法史上面，文革的十年，中国是没有新立法的。其他的时段，年年我们都或多或少有些立法，所以就文革这是一个空白的真空时代，也就是说文革时期是没有立法的，文革时期是不讲究法律程序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讲重庆模式的时候，我们听范老师的讲座，我们会看到重庆模式它很怪，一方面我们在批判它，说它有什么刑讯逼供，它不讲程序，这样一个打黑除恶搞成黑打。但是我们再看它，它又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我不知道是进步还是倒退。这个特点就是，他们尽量使用法律的程序来陷构一些罪名，它出台一些条文，使用一些程序，甚至通过审判，给你一个审判的机会。尽管不给一个公正的结果，但程序总在走。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重庆模式它到底是遵循这个程序还是在利用程序？同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纽伦堡审判中，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也就是纳粹德国时期制定了好多法律对犹太人进行驱逐，进行屠杀，而且纳粹的头子是通过人民选举出来的，它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出来的。结合上一个问题我们再问，程序问题在我们法治中间到底是占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以前范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话。他说，我们作为法学的学生，学法律的人，最终我们要成为一个社会医生，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病症在哪里，是什么病，要判断是一个良性的瘤子还是一个恶性的肿瘤。现在我们都看到了，重庆模式是一个恶性的肿瘤，那么我们不能光说这是一个肿瘤把它切除了事，否则过几年它可能又长出来，因此我们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后方法。刚才范老师说解决问题的最后方法就是要遵循法治，那么我们需要追问：遵循法治最重要的内核是什么？好，谢谢！

【范忠信教授】：感谢何鹏同学，现在是何鹏老师的提问。她提的是一连串问题。她特别注意到重庆模式或运动跟文革的最大不同是通过司法案件，通过办案的方式来完成某种政治运动的目标和效果。比如说李庄案件、文强案件，特别典型的是李庄案件。他们再没有像文革那样简单把人抓起来关起来处理了事，而是至少按照我们现在这样一套法律规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尽管这个程序走起来很艰难，但它至少是把这个戏硬着头皮演下去，按照法律规定的每一步走下去。哪怕是本来法律上可能要两三个月时间的程序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走完了，但是它总算把那一步走过了。那么从这一点来讲，薄熙来的作为跟文革不完全一样。这到底是在遵循法律程序是法治进步，还是利用法律程序来达到其他某种目标？我想这里面两者都有。一方面是被迫遵守程序，因为中国进步了，世界进步了，依法治国了这么长时间，它不这样做，就一切都没有正当性合法性了。但是他的根本目标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如果要建立法治，就不应该这样做，就不应该用黑打的方式，不应该用剥夺辩护人的权益、剥夺律师的权利的方式，不应该搞严刑逼供。也就是说，薄熙来是一方面无可奈何地遵循着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进步成果的这套程序，另一方面他又想利用这套程序来更快地实现通过打黑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从客观上讲，这就是中国的进步——简单用文革的阶级斗争模式已经不可行了。这就像在民国初，皇帝被推翻以后，北洋军阀那么多坏人轮流出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都不是要做皇帝（除了袁世凯以外）。每一个军阀，哪怕是一个最专制的人，出来高喊的也是民主、自由、宪政，要搞新宪法，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威，是民主自由之威。所以我觉得，薄熙来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被迫下采取了这套措施。我们看到，这套法律程序的采取，偏偏又把他天然地摆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因为你要讲法治，讲程序，那么也可以依据法律来对你做出批评，对你进行鉴定，看你是不是讲法治。所以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可以写文章、批评他，之所以能“手把文书口称敕”，那就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 30年的法治建设成就。有时是进步中的倒退，有时是倒退中的进步，虽然我们感受到艰难困苦，但是我觉得最后总体上是进步，这事实还是让我感到欣喜。至于其他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就暂时不回答了吧。总之，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大胆回答大家提出的敏感问题，而不至于有其他危险，这就是中国的伟大进步。好了，谢谢！【掌声】

【提问同学五】：范教授，非常荣幸有跟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从网上看到您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首先，我是非常反对重庆模式的，从一开始有重庆模式，就一直反对它，但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重庆模式到底包括了些什么，是不是只有违反法治的问题？我们看到薄熙来对重庆的人民生活水平、社会治安、经济建设这些方面，不管从一些数据还是从群众感受上，都是有一定成绩的。虽然我认为重庆模式是一个最终走向灭亡的周期过程，但是重庆模式现阶段似乎尚未走到它这个周期的消亡阶段。所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反省重庆模式的失败，只是因为薄熙来下台了。薄熙来一下台，我们就谈重庆模式的失败，这样做合适吗？现在就谈重庆模式的失败教训是不是有点为时尚早？【掌声】

【范忠信教授】：感谢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声明一下，不是重庆领导人倒台我就谈重庆模式的教训。我在2008年就写文章反省重庆模式，那时候薄熙来、王立军同志的威风可比现在厉害多了，那个时候我们批评的风险也大多了。所以绝不是落井下石。重庆模式包括很多方面，我刚才提到了三大方面或四大方面。唱红、打黑、共富这些方面都讲了。只不过我今天围绕的中心是法治方面的反省，所以其他方面暂时没有多讲。重庆模式的其他方面内容还可以通过更多的专题来解决。不论是唱红、打黑、还是共富，这三个话题是薄熙来开的三剂药方，是用来解决三大危机的。你说现在反省重庆模式，是不是为时尚早？你的意思不会是，等到重庆模式的效用发挥到充分极致，让我们在这个模式里面走到崩溃的边缘上，搞成像文革十年浩劫以后一样才来反省吧？到那时，是不是为时已晚呢？所以我想党中央、中央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比我们看得深、看得远。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就今天重庆事件已经露出来的那部分，也只是冰山一角。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话的内容，如果很片面，如果不全面，那就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冰山一角，只能盲人摸象。好，谢谢。【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来，我们给这位老师一个提问的机会吧。

【范忠信教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同学们，这位提问者，就是你们敬爱的叶青老师。【掌声】他是我们学校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老师，他最近几年的法制贡献最著名的就是推动“公车改革”。大家欢迎叶老师讲一讲。【掌声】

【叶青教授】：非常感谢，在这个法学的讲座上面，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是学财政学的。如果说我有什么与范教授的相似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一点：他是搞法制史的，我是搞财政史的。我们发现呢，搞历史的人呢，都很敢说话，包括我和你。【掌声】前段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在微博上面总是反映说学校没有好的讲座，所以我也很关注。所以今天下午我在开会，无意中打开电脑，就发现范教授今天晚上要讲座。所以我说今天一定要来一下。因为在“两会”期间，我们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就是那个很糟糕的《刑事诉讼法》。【范忠信教授补充，第七十三条。】对，第七十三条。最后，在两会上包括我在内，几百人投了反对票。【掌声】虽然这些反对票最后很遗憾没有发挥作用，但是我尽力了，我也在微博上把你的意思给很多人传达了。所以说今年我们也看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大会堂里面开会，会外有很多的法学家他们在贡献他们的智慧。所以这就是中国最终要走的一条路，就是说立法一定要听取法学专家的意见，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不过，我这里想提一个小问题。虽然你在整个讲座中对这个重庆模式的分析，说的是很大问题，也分析了很多，但是我关心的一点还没有听到，就是王立军怎么会告发薄熙来，作为事业合伙人他们到底为会什么闹翻了？【掌声】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分析。在事情的后半部分，王立军到底是一个功臣，还是一个罪人？如果没有到领事馆那回事情，也许很多事情还在掩盖着。就这个问题，谢谢。【掌声】

【范忠信教授】：各位同学，大家看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老师提的问题，似乎应该由他自己来回答。因为他是“国会议员”，似乎是一个国会议员向一个普通教师了解内幕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笑声，掌声】这个问题啊，我是按照标准答案说呢，还是按照我自己知道的说呢？【学生：按知道的说】我还是先按标准答案说吧。因为这个事情，按目前知道的，王立军知道的案件确实牵扯到薄熙来家人的，这是中央公布的嘛。至于怎么牵扯到薄熙来的家人，一个是说尼尔伍德案，一个是说东北辽宁其他案件，据说这案件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有官方版本和民间版本。就我知道的说，我想起来上次我在外地开会，有个律师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今年1月15日在重庆亲眼看到谷开来请王立军吃饭。说是在在重庆公安局的餐厅，谷开来请王立军吃饭。在餐厅大厅里面有包间，谷开来先到，王立军后到。过了一会，谷开来的哭声从里面传出来。服务员马上进去帮忙，领导怎么哭起来了。听到里面王立军的声音说：“出去，没你的事儿。”服务员马上退出来了。我想这个可能与叶老师的问题有关，这也可能就是中央的那个故事版本中事实真相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尼尔伍德死亡的真相，王立军和他的法医鉴定者都是了解的。这就跟有人要他正式公布出去的情况大不一样。谷开来可能就是跟王立军说尼尔伍德之事的。无论怎么说，最后这样一个结果的出现，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薄熙来。王立军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抓着这个事情坚决不让步？执意要通过抓这个事情来提醒薄熙来，甚至进行某种要挟？这个里面背景就太深了，故事太多太多了。这些故事我想将来再往前，就像我刚才说的历史大片一样，将来肯定会有答案的。好，谢谢。【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好，最后一个问题啊，给这位同学。

【提问学生六】：范老师好！前面问题都很敏感，我这个问题比较不敏感，但是我觉得其实挺沉重的。重庆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不民主、不法治”的问题。我是学经济学的，我对法学的理解，民主法治可能更重要的是根源于我们内心的信念。但是今天下午在排队等候进场的过程中，我就看到前面几排都是给博士生留的。以前我听过的很多讲座，也都能看到这样的场面，就是有些人可以不用任何努力就获得一些资源。我们这个学校，我们这个学校其实是一个最崇尚自由、最崇尚民主、最崇尚法治的一个地方。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依然看到这个谋求特权现象。还有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也好，研究生会的主席也好，是学生选出来的吗？另外就是我们呼吁过的讲座经费问题的，好像完全没有得到落实，我们有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诉求，可以监督？这里坐着好多法学院德高望重的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改变的时候，有没有去尝试过？【掌声】

【范忠信教授】：好，感谢这位同学啊。他质疑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秩序安排有问题。每次都要预留一两排，他质疑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违背公平原则，违背法治原则？应该说，中国大学的管理秩序和法治程度，其实是社会的缩影。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不在真空，也是在社会上；我们的同学在学校里所体验演练的，其实就是社会真实的一部分。有人说中南的学生出去当公务员比较轻车熟路，所以个人发展比较快，就是因为在学校比较早地进入了体制。我听说，我们学生会的干部的选举模式、任命模式，跟我们外边官方操作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刚才这位同学的质疑，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的学生会、研究生会能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制度化改良的一个课题，当然是应该的。我们以后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前面要不要留嘉宾席？如果要留嘉宾席由谁来决定安排？留多少座位比较恰当？剩下的全部留给自由竞争。一点不留是否可以？如果不开放自由竞争，我们是没有资格讲法律公平。我们是应该在平时生活中演练民主法治，不应该违背平等公平。我对这位同学这种较真的精神很赞赏。我以前写过一本小册子叫《信法为真》，其实我有时候自己真正做起事儿来，常常不敢信法为真。因为信法为真结果，自己吃亏上当。应该说这种功利的想法是错误的。最好的做法是，信法为真，拿法律的标准去检验眼前的事物；哪怕检验的结果对我自己很不便，哪怕结果是让我自己的利益受损，我还坚持下去，还当法呆子，这才是中国的出路。我常说，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当皇帝的想法，都希望法制只管别人不管自己。如果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守法，我们都扯平了；如果我一个人守法别人都不守法，我最吃亏；如果别人都守法，我一个人不守法，我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好多人无意中都是在追求这样一种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是什么利益呢？这是是皇帝的利益。刚刚有几位同学给我写了纸条说：范老师你看中国这么一个昏暗的现状出路在哪里？我感到很痛苦，请你给我指个路。我也跟你一样痛苦，我觉得现在出路就只有一条，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放弃做皇帝的心态，每个人都放弃法制只管别人，对我自己不应该生效的心态。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变，这就是中国的出路所在。还有，当你看到不公正的事情，违法的事情，你实在不敢出头勇敢抗争，但是你最好是躲在人群里面，当有人敢先发声吆喝一声制止犯罪的时候，你也跟着喊一声“住手”，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如果在那样的场合你还默不做声，甚至还说那见义勇为的人真笨真傻，那么中国就永远没希望！好，谢谢。【热烈的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好，掌声这么热烈，大家意犹未尽啊。肯定还有很多同学想提问，但是时间不早啦。现在我想问忠信教授一个问题，法治的实行就是要消灭差别吗？法治有诸多的价值要素，是否需要消灭差别？【掌声】

【范忠信教授】：好，陈老师刚才问法治的实行难道就是是要消灭差别吗？我没有太弄懂他的意思。法治有多元化的追求，并不一定要消灭差别。我理解的法治，就是要多元化，就是要自由化，就是要每个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意志的掌控者。所以，法治，如果没有民主化，没有多元化，就永远没有开始那一天。如果我们想把全国的思想统一到一个价值观，一个理论体系，一个理想，一个主义上去，那么中国永远没有法治开始的那一天。还有，我想补充一句，中国的法治要开始，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检验标准。依法治国什么时候真的迈出了第一步，检验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掌握最高国家权力执政党，它办的事情如果违法了，我们能够向法院起诉，法院还敢受理，还敢做出判决，这就是标准。简单说就是，党委的决定能够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中国法治就迈出了第一步。好，谢谢大家。【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我自己回答我的问题吧！我刚才问，法治的实行难道是要消灭差别吗？应该回答不是的。法治的实行，是消灭了很多差别，但那消灭的是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差别。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基于有限的资源，差别将是永远存在的。因此，法治与差别，并不是存在着绝对的、内在的矛盾。这是我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忠信教授刚才有更重要的话要讲，他意犹未尽，所以我代他回答。法治的要素有多种，最主要的核心价值是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使。法治还要遵循正当的程序。法治的关键有两个，一个是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就是限制公权力；第二个就是法治的“法”要正当，首先程序要正当。君不以为，重庆的打黑模式，在解决了民生经济的诸多矛盾，获得了一般老百姓的好感的时候，恰恰就是因为它脱离了正当的法律程序，所以遭到我们的批判吗？不管是重庆市委，还是薄熙来，是善意的也好，是怀着某些目的也好，它都是脱离法治的轨道的。我不知道这一点，忠信教授赞成否？【笑声，掌声】

【范忠信教授】：非常赞成，非常感谢陈教授的补充。为了感谢陈教授的补充，我把这束鲜花献给他。【笑声，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在我还没有讲完之前，我拒绝接受你的鲜花，我期待同学们的掌声。【笑声，掌声】在这热烈的掌声和情绪中，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今天范忠信教授以他作为法律史学者的犀利的眼光和幽默风趣的言语，揭示了中国现实社会条件下法治追求与对重庆模式之间的关系。我想要说的是，同学们啊，法治与宪政，虽然产生于西土，孕育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但其中蕴含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个人自由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十年文革惨痛教训之后，本来已经深刻认识到的。法治的实现，不能脱离一定的文化与政治结构，尤其是不能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的这块大地上，法治已经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向人们展示了曙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都增加了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复杂性。君不见，美国高扬民主与法治，但是当涉及它的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也是动辄诉诸武力与报复的。这是我与很多持有自由立场的教授朋友经常交换的一种不同的看法，尽管不一定是对的。我个人以为，作为一个法律史的学者，应该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学者在讲台上可以用犀利的语言，用调侃的幽默，但也不能缺乏理性的思考。我希望范教授能够更多一些历史的、冷峻的，而又深刻的眼光。我祝福范教授。另外，你们都不敢质疑范教授，我来质疑。你们横幅上写的“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中南学子们何等深情啊！我刚才参考你们的诗又写了一首打油诗。【笑声，掌声】我写的是，“范子曾读孔孟书，忠兮信兮君知否？缘何弃我东南去，常使兄弟念悠悠。”【掌声，喝彩】

【范忠信教授】：感谢陈老师刚才精彩诗句，人才呀！对面大横幅里面的诗句，我也觉得说的不是我。同学们常常问，你当时为什么要走？其实很简单，西湖那个地方好，杭州那个地方好，我是想为退休以后养老选个地儿，这是个最简单的动机。有同学说是负气出走，我好像没有。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没有什么“气”了，也就不会“负气出走”，这个一定要澄清。而且，我觉得我在学校里，我过去在这里这么多年，学校给了我很多机会和帮助，我非常感激学校。包括今天我要回来开讲座，陈老师安排以后，法学院网页，学校网页马上预告出来，广而告之，没有大家猜测的什么顾忌排斥，似乎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没有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样，更不像我从前理解的那样，这也是我要对学校说抱歉的地方。有同学说，范老师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回那边去了吧？【笑声，掌声】我说，我在那边儿，相当于一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驻西湖办事处吧。【笑声，掌声】所以，我离开中南，是在招生规模缩小的情况下，协助学校解决了一下减员增效的问题。【笑声】所以我想这个大家会理解的。我想我将来应该还能够给母校做很多事情。比如今天我把自己不成熟思想贡献给大家，作为分析批判的靶子，这也算是一种回报母校的机会。将来如果大家觉得还有必要，还想听一下范老师的错误观点，还想找个批判对象的话，随时喊我好了。再次谢谢大家！谢谢。【持续的热烈掌声】

【嘉宾主持人：陈景良教授】同学们啊，记住范忠信教授。也请范忠信教授记住中南之情，心系学子之爱。这花儿呢，我还是代表学生会，还送给范老师。【笑声，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家，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同学们围住范老师、陈老师索要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