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 

我在小河法庭，随身带了三本书，其中两本是你主编的，《刑事诉讼规则适用指引》和《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可以说，我是天天看着你的名字，用你主编书中的法律，法理来作为我辩护的依据。

我也知道，你由于在一次内部的培训上，谈到北海，小河案庭审中一些不当现象，并指出律师中有极个别无良律师闹庭。我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但，从未公开批评过。一，出发点不同；二，律师业当然也需要反省。

但，通过那次讲话，我知道，你应该是关注过小河法院审理的黎庆洪涉黑案，你下属的杨万明庭长也在小河法院现场指导，作为主管领导，你不可能不知道这里的审判情形。当然，你获得的信息可能会不够全面，故此，我需要向你说明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够看到，对下级法院进行依法监督，纠正明目张胆无视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行为。

我不谈细枝末节，只谈以下几点最新毫无争议的违法情况。甚至，既成事实的明显管辖违法问题，也不再多讲。

一，证据显示：本案为公检法联合的重庆模式，定点制造案件。

贵州市公安局的补充侦查终结报告显示，本案在贵州高院二审期间，先有贵州省公安厅打黑办就召集省公检法成员单位，形成意见，对黎庆洪涉黑案达成发回重审再撤回并开展补充侦查的决议。然后，省公安厅就主导成立了7.1专案组，之后，贵州省高级法院将此案发回重审，撤诉再退侦。专案组重新侦查时又抓捕了四十多人，刑讯逼供，炮制证据，冤案做成铁案。材料显示，贵州省高级法院、贵州省检察院参与公安联合办案。这是明显违反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公检法的分工职责是不一样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一起开会研究如何把黎庆洪案定罪，这是一种重庆办案模式，也是导致大规模冤假错案的源头。这不是王立军首创，而是文革沉渣重新泛起。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提出：公检法往往只顾互相配合，忽略了互相制约，这样会难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你主编的书前言说：现代法治的重要内涵，是不仅要有公平正义的结果，还要有公平正义的过程。贵阳这种重庆模式打黑的程序，是否公平正义？

我注意到你数年前在重庆表扬过重庆打黑。我理解，在当时情况下，对重庆模式的了解也不清楚。不知者不为罪。这没什么问题，比你大的领导都表扬过打黑，打黑本身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不要黑打。如果知道重庆是黑打，相信凭你书中所说的程序正义的观点，你绝对不会再表态支持。文革余孽，沉渣泛起，作为法律人，我们澄清不了天下，难道澄清不了一个错案？守土有责啊！

二．法院成为保密局？涉密的证据就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示？

就是上面说的那份侦查结案报告，被告方要求作为证明侦查程序违法的证据提交质证，而小河法院合议庭给辩护人的书面通知说：“该侦查终结报告涉及国家秘密，不得在法庭上要求出示”。请问，这是否是明显违法刑诉法和贵院上述司法解释？

《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贵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2条明文规定：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时，对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提出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时，审判长应当制止。如确与本案有关的，应当决定案件转为不公开审理。这说明，即便证据涉密，也可以出示，只不过转为不公开审理。

其次，《保守国家秘密法》第13条，14条规定，有权定密的是，文件产生机关或者国家保密局。法院两者都不是，合议庭凭什么定密？      

律师一再要求法院解释上述行为合法性，法院置若罔闻，强行不让律师举证，你所说的程序正义在哪里？不让律师举与案件办案程序密切相关的重要证据，你院的庭长又在现场，有没有尽指导义务？在上面提及的重庆模式下，上诉又有多少希望？如果法院知法犯法，谁给他们那么大的胆子？给被告人什么样的启示？难道不是逼他们选择以暴易暴之路吗？明天他们掌握了暴力，会对你们程序正义吗？ 

三，本案中出现的大规模刑讯逼供指控；大规模解除外地律师；多名被告人指责小河法院庭长拿法律作交易，要求被告人换掉外地律师，并以此申请法官回避，我在场听着都觉得是中国法院的羞耻，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注意到法庭逐渐准予取保了二十几个被告，这是积极的行为，但是，还是一边改错，一边继续犯错。 

同为法律人，虽然你为最高法院副院长，我只是一个律师。我们在人格上，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为公，建设法治，守土有责；为私，完善人格，为子女楷模。在如今时运交移，治法代变之际，法律人职责在身，当有所为。

我真心希望，当你退休时，能和你的前任领导肖扬院长一样，能通过自己在体制内的潜德之幽光，让我们这些在野的法律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我对此寄予希望！

多有打扰，夏日炎热，保重身体！

                                              你的法律人同行：斯伟江

                      2012年7月12日于贵阳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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